【秘】帕德利西亚·卡斯特罗·奥万多 蓝博 译 朱伦 校
摘要：本研究所指的秘鲁华裔群体包括第三代（或第四代）土生者，以及１９８０年以后在秘鲁出生的土生者。由于受时空影响，土生者与其中国之根（祖辈或曾祖辈）的联系几近断裂，但中国遗产在他们身上不仅得到了继承，甚至还得到了加强。这主要有两个因素所致：其一是外部因素，即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有关，是中国正在发展和中国话语复兴的结果；其二是内部因素，与华人概念在秘鲁社会的演化有关。内外两种因素相结合，强化了华裔的“土生性质”。在秘鲁华裔家庭中，中国价值观延续了１６０多年，历经时空而不变并得到历次华人移民潮的巩固。基于对家庭的回忆，土生年轻人赞同他们从家庭获得的对自己成长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些价值观，源自他们的中国人遗传。在第三代和第四代土生者的观念中，传承自中国的因素主要有教育、金钱和家庭观念。这些中国遗产在土生者身上根深蒂固，而其他中国传统和联系则大部分不复存在。“土生性质”中较为明显的特征还有：对中国血统感到自豪；对当代中国特别关注；主动与中国和中国文化重建联系等。
一、引言
秘鲁是较早与中国接触的拉美国家之一，据官方记载，华人移民秘鲁最早可追溯到１８４９年。华人传统以及价值观并没有因世代更替而消失，而是得以延续甚至衍化为“土生性质”（ｅｓｅｎｃｉａｔｕｓáｎ）。
本文旨在探讨“土生性质”是什么。这种性质从第三代华裔身上开始表现得更明显，它以“土生”之名为世人所知。除其他因素外，在第三代和第四代土生者身上，又有多少中国传统价值观构成了“土生性质”的一部分。
在第三代和第四代土生者的观念中，传承自中国的因素主要有教育（上升跳板）、金钱（储蓄意识）和家庭（大家族、等级和敬老）。
这些中国遗产在土生者身上根深蒂固，而其他中国传统和联系则大部分不复存在。“土生性质”中较为明显的特征还有：对中国血统感到自豪；对当代中国特别关注；主动与中国和中国文化重建联系。
与前辈们不同，秘鲁华裔土生者对自己是中国身份还是秘鲁身份并不存在争议。他们一再重申自己的秘鲁身份，包括中国遗产也被认为是秘鲁化的。他们的父辈是中国人，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多大影响，尽管他们和父辈一样怀念着中国。
由于受时空影响，土生者与其中国之根（祖辈或曾祖辈）的联系几近断裂，但中国遗产在他们身上为何不仅得到了继承，甚至还得到了加强呢？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年轻一代华裔“土生性质”的觉醒？
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这些现象：第一个因素是外部因素，即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有关，是中国正在发展和中国话语复兴的结果；第二个因素是内部因素，与华人概念在秘鲁社会的演化有关。内外两种因素相结合，促成了华裔的“土生性质”。
本文首先把“土生性质”视为有助于构建秘鲁身份认同的因素，但也强调第三代和第四代土生者以自己的中国遗传丰富了“何谓秘鲁”的概念，丰富了秘鲁文化的许多方面。与此同时，将提出解释这两个过程的范式或标志。
本文围绕三大主线展开论述：华人概念在秘鲁社会的演化；从第三代土生者身上的中国价值观和其他特征看其“土生性质”；在秘鲁民族身份认同建构中“中餐”（ｃｈｉｆａ）因素的影响。在此之前，笔者拟先介绍一下研究过程。
我对土生者的研究计划，第一阶段始自２００９年，是从收集在华新一代秘鲁青年相关报道开始的。我的研究计划与秘－中双边关系的两个重要时刻相吻合：一是华人移民秘鲁１６０周年（１８４９年至２００９年）纪念活动；二是秘－中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８日）。
２００９年，秘鲁《商报》曾刊登过两篇新闻报导：一篇讲述的是在北京各大高校学习汉语的秘鲁青年的生活情况；另一篇的内容，说的是一名秘鲁青年在中国结束汉语学习后到广东一家工厂工作的经历。
两篇文章都谈到一个共同话题，就是有大量秘鲁华裔青年，他们与其父辈、祖辈或曾祖辈来秘鲁寻求美好未来不同，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怀揣梦想到中国去学习。
这种赴华留学现象数年前就出现了，它与另一个可以证明土生者在秘鲁影响力与日俱增的事实相吻合，这就是在不同政党执政时期，先后有两位华裔秘鲁人被任命为驻华大使，他们是：陈路（ＬｕｉｓＶｉｃｅｎｔｅＣｈａｎｇＲｅｙｅｓ）和伍绍良（ＪｅｓúｓＪａｙＷｕＬｕｙ）；前者任期是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日到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６日，后者任期是从２００７年３月１日到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
笔者的第二个研究阶段始自２０１４年，我对自２００３年以后去北京求学的秘鲁华裔土生者进行分类，确定了研究对象，他们可分为三个类型：父母双方均是中国人的子女；至少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土生者或当地人的子女；第三代和第四代的土生者。
那些与中国之根联系很少或毫无联系的土生者，也就是说，那些其祖辈（也可能是曾祖父）至少已有一人去世的土生者，或者其一生没有受过中国父辈影响的土生者，他们最渴望重建与中国的联系。此外，他们前往中国，还带着一种对中国的美好憧憬。
但是，自第三代土生者起，大多数身上仍有一些识别特点和群体特征：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虽然没有什么困惑（有中国血统的秘鲁人），但在做关键决定时，显而易见具有一系列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尽管他们自己往往认识不到这一点。
在第三个研究阶段，笔者在利马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和一系列访谈，受邀者主要是第三代土生者，也有第二代和第四代土生者代表，以及父母均是秘鲁出生的华人的子女。许多受邀者是秘鲁华人协会（ＡＰＣＨ）会员。
座谈会在秘鲁华人社区妇女协会所在地举行。笔者发现，在第二代、第三代或第四代华人之间，对“华人”和“土生者”的理解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不仅受与中国之根的远近、年龄或经验等因素影响，还受各种角度和参照影响。
通过单独访谈，受访者基于家庭记忆所表达出来的观念更明确。在并非都是中国式家庭教育中（至少父亲一方是土生者），他们始终有一些共有的规范。最令笔者难忘的是，受访者在回忆生活中涉及中国的话题时，总是滔滔不绝。
二、“华人”概念的演化
从第一批中国移民到达秘鲁（１９世纪中期）到本世纪初，秘鲁社会对“华人”（ｃｈｉｎｏ）一词的概念历经演化。在秘鲁人看来，“华”（ｌｏｃｈｉｎｏ）不仅指出生在中国的入境移民，还指他们的后代，甚至可泛指任何具有亚裔特征的人。
在１５０多年时间里，在秘鲁人的观念中，“华”（苦力、嫁接者、土生者、华人）的内涵已从带有负面或中性含义转为正面含义。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对华人后代的用词上：以前叫华人后代为“ｉｎ－ｊｅｒｔｏ”（嫁接者），现在叫“ｔｕｓáｎ”（土生者）；土生者已无贬义。
随着中国第一波外向移民潮（１８４９－１９００年），有１０多万中国劳工或苦力按照《华人法》来到了秘鲁。该部法律是秘鲁政府于１８４８年通过的，目的是以中国劳工替代沿海农场中被解放的黑奴。
尽管“苦力”一词开始并无贬义，而是描述事实（指中国劳工及其品质不足），但秘鲁精英阶层先将“苦力”、后将“华人”（还有其他名称）与进入秘鲁的移民可能带来的陋习和恶习联系了起来。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苦力和华人都附带有陋习和恶习的含义。
到２０世纪初，秘鲁媒体开始使用“嫁接者”一词来称呼中国男性移民和秘鲁妇女（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妇女和印第安妇女）婚育的后代。这个原与农业有关的概念，被用来专指受到当时秘鲁社会严厉谴责的种族杂交行为。
后来，大部分华人苦力结束了在农场劳动的契约。由于中国女性移民很少，苦力们多与当地妇女组成家庭，开始做一些小生意。这些家庭的子女被称为“嫁接者”，他们是第一代其父为华人、其母为当地人的秘鲁人，由此诞生了一个新群体。
随着１９１２年孙中山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之后秘鲁来了另一批不同的华人移民。在这批移民中，有不少中小业主和商人家庭，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虽然比先前的苦力高一些，但仍受到歧视。
在此后的岁月里，“嫁接者”这个称呼逐渐被“土生者”所取代。“土生”源于粤语“土生土长”的发音（ｔｏｕ２ｓａｎｇ１ｔｏｕ２ｚｏｅｎｇ２），意为“出生和成长在这片土地上”。“土生”这个词，开始指孩子的出生地是秘鲁，不管其父母双方是华人还是只有父亲一方是华人。
当中国男子抛弃在中国的家庭而与秘鲁女人（包括中国血统或当地血统）结婚时，“土生者”这个概念的含义显而易见。对在秘鲁出生的孩子叫土生者，可以与在中国出生的孩子区别开来。从某种方式上说，土生者一词也曾是贬义的。
２０世纪中叶，秘鲁华人群体已具新的规模。除了老移民和新移民外，在秘鲁出生而到中国接受教育的新一代令人瞩目，而华裔后代的数量也在持续增长。
１９５０年代前后，秘鲁全面走向城镇化，华裔商人走出中心商圈，全面占领各个角落，在首都多个城区和全国各省开办小商店。对商铺主人，民众称他们是“街角华人”。
１９６１年，一群年轻华裔走到一起，成立了土生者联合会（ＡｓｏｃｉａｃｉóｎＴｕＳａｎ）。与其他华人或华人后裔的协会不同，土生者联合会强调职业圈子。他们以土生者命名自己的协会，是要重新评价其父辈和祖辈用这个词来指称他们的“秘鲁儿孙”。
虽然这个土生者联合会影响很大，但开始只有不到２０名成员，也只存在１０年时间。将土生者与职业联系起来，是这个协会的功劳，它促使秘鲁社会对土生者群体的含义进行重新评价。从此以后，“土生者”一词不再具有贬义，并逐渐用来泛指秘鲁所有的华人后代。
在“土生者”一词含义的变化过程中，《东方月报》（ｌａＲｅｖｉｓｔ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功不可没。自１９３１年创刊起（创办者有ＡｌｆｒｅｄｏＣｈａｎｇＣｕａｎ、ＧａｂｒｉｅｌＡｃａｔＣｕａｎ和ＬｅｏｎｏｒＡｃａｔＣｕａｎ），该杂志记录了秘鲁华人共同体的发展。在该杂志的文章中，“土生者”取代了“嫁接者”一词，也取代了“华裔”（ｗａａｊｅｏｉ）一词。
１９９０年代初，“华人”一词重回秘鲁政治舞台。虽然秘鲁社会一直用华人一词来称呼任何一个是亚裔面孔的人，或特指“街角华人”，但秘鲁前总统藤森（ＡｌｂｅｒｔｏＦｕｊｉｍｏｒｉ）赋予了“华人”一词新的含义。
藤森开始竞选总统时，其追随者都称他是“华人”；尽管藤森是日本人，但正是他让“华人”一词普及开来。藤森政府最初几年的成功，以及他的座右铭———“诚信、技术和工作”，给“华人”这个概念重新赋予了积极内涵。
执政后期，藤森的民众支持率急剧下降，加上他第三个任期发生的危机（２０００年），“华人”这个称谓再次染上了贬义。藤森除了被称“这个华仔”外，他的反对者还把“日本”（Ｊａｐóｎ）一词倒过来（ｐｏｎｊａ）指称他；日本的西语发音是“蛤笨”，倒过来念就是“笨蛤”。目前，藤森的女儿、秘鲁国会议员藤森庆子（ＫｅｉｋｏＦｕｊｉｍｏｒｉ），还被反对者蔑称为“这个华女”。
近几年涌现出来的一个人物，改变了秘鲁社会对土生者的看法，同时提高了“街角华人”的地位。这个人名叫黄路（ＥｒａｓｍｏＷｏｎｇＬｕ），他把事业成功与其中国血统联系起来，创建了以Ｗｏｎｇ为名的连锁超市，名利双收。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但黄氏家族的影响使土生者在秘鲁社会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１９９９年，黄路和一批知名土生者举办了华人移民秘鲁１５０周年纪念活动，并建立了秘鲁华人协会（ＡＰＣｈ）。２００１年，该协会出版了第一期简报，名为《整合》（Ｉｎｔｅｇｒａｃｉóｎ）。在这期简报和２００８年创刊的《整合》杂志中，“土生者”一词频频得到使用。
但是，黄路的目标更大。他不仅要努力让“土生者”认识到自己是秘鲁华人共同体的支柱（前文提到的土生者联合会的目标），还想让“土生者”成为秘鲁全社会的支柱。无论是《东方月刊》还是《整合》杂志，都反映出华人群体的勃勃生机，两者都强调土生者对秘鲁国力增强的贡献。
在秘鲁社会中，“华”的概念向正面演化不仅是外部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即不仅受中国在世界上的发展和上升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由内部因素决定的，它是一个从２０世纪中叶开始、至今不曾停止的过程，其中土生者联合会、《东方月刊》和其他媒体都作出了贡献。
内外两个因素在秘鲁汇合，为华人的“土生性质”注入了一种强大力量。秘鲁华人的土生性质不仅体现在第三代华人后裔身上，也体现在１９８０年代中国打开国门后出生的那些土生者身上。
三、土生性质与坚定的价值观
如同“华人”及其延伸概念“华”在秘鲁人的观念中最终演化为“土生”一词的情形一样，第一代华人移民带到秘鲁的传统价值观和习惯，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轨迹：有些东西被保留下来，有些东西被融化或消解了，还有一些东西得到了复兴。
华人价值观和习惯的维持，有不同的渠道。在早期阶段，靠的是各种华人协会或联合会（１８６８年开始出现）；后来，靠的是中华通惠总局（ＬａＳｏ－ｃｉｅｄａｄｄｅＢｅｎｅｆｉｃｅｎｃｉａＣｈｉｎａ，１８８６年成立）。这些组织使华人传统在华人社区和华人街（ＢａｒｒｉｏＣｈｉｎｏ）内部得以保留下来。后来抵达秘鲁的新移民也加强了华人遗产。
在华人的整合过程中，天主教会的参与功不可没。在早期阶段，华人移民不仅通过洗礼加入了教会，而且由此成了秘鲁社会天主教徒群体的一部分。后来，华裔家庭的熏陶则使他们的后裔围绕信仰得以团结起来。
然而，早期华人移民中没有女性及后来女性不足，使男性华人不得不与当地妇女结婚成家，这些新家庭很难保持中国价值观和传统。进入２０世纪，男性华人移民才有可能与土生妇女组建家庭。
即使是那些把妻子从中国带到秘鲁的移民者，以及回到中国结婚的移民者，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子女在秘鲁的教育问题。面对背井离乡之苦，大多数移民都把子女送回中国接受教育。这种做法在１９６０年之后还存在，尽管当时在秘鲁已建有华人学校。
除了中国的教育基础因素外，华人移民把在秘鲁出生的子女送回中国接受教育，主要是让他们学会其父辈信奉的一系列价值观和习惯，加强他们的华人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在某些情况下恰是他们回到秘鲁后产生内部冲突的原因。
秘鲁的华人共同体并不完全承认这些第二代“土生者”的华人身份。前文说到的土生者联合会的成员就是例子。他们创建这个协会，就是要通过建构“土生者”认同，证明自己的华人之根，为华人共同体的团结而努力，以使华人在秘鲁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第二代身上体现的“土生”认同，尤其是那些父亲是华人、母亲是当地人或土生者的认同，是建立在从家庭里或学校里获得的价值观、原则和传统为基础的。这种认同与第二代成员们所取得的职业成功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
秘鲁土生者联合会就是一个例子。１９６１年１２月，该协会在其第一期简报中指出：
我们的社团之所以取名叫土生者联合会，因为我们深信，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不是靠他的财富多寡、出身贵贱和信念表白来衡量的，而是取决于他为改善人类社会准备作出什么贡献。我们希望本着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和相互帮助的坚定意志，把所有华人及其后代凝聚为一个“有活力的共同体”。我们相信这是可能的，它是全体华人的要求。
１９９９年，秘鲁华人协会在指出推动其成员团结的原则和价值观时概括为“诚信、勤劳、正直、尊老”。这些观念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从秘鲁最早的华人家庭起就铭记在心。
在秘鲁华人协会的官方网站上，黄路会长详细说明了创会的目的：
念及几代华人都呼吁实现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的共同体的梦想，想到已得到公认的对我们祖国的发展贡献巨大、人数众多的土生共同体在团结和引领华人共同体方面具有的重要性，１９９９年，我们决定成立秘鲁华人协会，以此肩负保护、传播和发扬我们先辈们的原则、传统和习俗。
第三代土生者与其先辈最大的不同点之一，是他们的包容观念。第三代土生者的追求，是找回自身的华人一面。但是，他们这种行为不是要将土生者包容到秘鲁新华人移民之中，也不是相反，把后者包容到前者之中。这些第三代土生者自认为是带有华人遗传的秘鲁人，这是他们具有的性质。
与第二代土生者不同，第三代土生者也不追求界定或担负自己的土生者身份，他们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承认自己的身份是秘鲁人，其华人属性只是通过其土生父母继承下来的部分遗产。在秘鲁人和华人两个世界之间，他们并没有碰到需要承受的冲突。
由此我们可以说，所谓土生身份，并非是延续不断的东西，也不是代代需要重申的东西，而是应景的产物。土生身份的建构和重申，是土生者面对秘鲁华人移民珍视其后代的华人身份并使其加入华人群体但却遭到否定时的反应。
此外，强调土生身份也是为了对抗秘鲁社会对华人抱有的并延及秘鲁华裔后代的种族主义和各种歧视。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土生者需要获得华人群体和秘鲁国家双方的承认。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秘鲁华裔后代们都有切身感受。
秘鲁土生者联合会在１９６１年１２月发布的第一期简报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几代华人，都是在诉求无门、被迫同化和适应中度过的；面对我们社会到处充斥、抬眼可见的问题、错误和不公，他们感到无能为力。”
第三代及其以后的土生者依然保持的最大遗产，是他们在童年时代从土生家庭教育中获得的华人价值观。这是土生者身份最明显的性质。现在，这种土生性质在这代人的秘鲁人身份中已成为最重要的因素。
土生者与他们的根虽然已没有直接联系，但土生性质则是由华人价值观和原则构成的，这些价值观和原则历经几代人依然得以保持下来。笔者访谈过的群体，提到最多的是三个观念，它们是：教育（上升台阶）、金钱（储蓄）和家庭（广义的概念，与等级、服从和尊老等原则相关）。
上述这些价值观，在中国源远流长。在土生者中间，影响最大的要数教育，教育被该群体视为提升社会地位的平台。这种思想与直到１９０５年才废除的科举考试制度密切相关，这种制度通过严格的考试来选拔官员候选人，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也不管其社会阶级或经济地位如何。
郑若玲在她的著作《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中就这样写道：“科举考试允许自由报名，大多数人都有机会入朝为官。由于科举是得到上层社会地位、权力和财富的唯一途径……老百姓的参与热情前所未有，这奠定了广泛的社会流动和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基础。”
这是华人移民带到秘鲁的希望种子，并在他们的秘鲁家庭中播种下来。这些华人移民虽然大多出身贫寒且未接受过教育，但他们在中国看到了教育具有改变命运的功效。本着这种希望，投资子女教育就可保证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前途。
在土生者中间，金钱是他们最看重的第二种价值；他们视挣钱为目标（富起来），是积累的源泉（保证生活安稳）。中国从古代起，金钱的概念便与渴望发财幸福联系了起来。许多思想家都讨论过财富是人类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这个话题。
罗世烈在他的著作《孔子学说研讨》中说道：“关于财富，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抵达秘鲁的第一批华人移民不只是为了摆脱贫困，而是为了寻找发财的机会。追求财富是对家庭应尽的一种责任。个人成功与否，体现在他能否使自己的家庭富裕起来。
在华人的观念中，另一个与金钱有关的特点是存钱，认为存钱有多种用途，如以备不时之需，以及用于未来投资。但更重要的是，存钱被视为正确理财的证明。这后一点在中国被视为一种品质，甚至是一种艺术。
土生者说到的第三个价值观是广义的家庭观。等级和尊老原则是维持家庭有序运转的要素。中国自古以来就把家视为一个氏族，家是所有人最高的价值。这种观念意味着人人都应为全家福祉牺牲自己。
高望之在他的著作《儒家孝道》中就此说道：“如果我们探讨儒家之爱的本质，我们会发现，儒家之爱在家庭层面中，最大的爱是孝顺父母和对兄弟讲情义，强调孝道和血缘情义……人们应该先爱他的家人，也就是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儒家伦理以‘孝’为本，重视家族观念。”但是，中国人的“家”不限于父母－子女这种核心家庭，还包括所有直系亲属；在这样等级有序的家里，每个成员各有自己的具体位置。长辈对后辈负有义务和责任，后辈要尊重长辈；这里所说的尊重，就是无条件服从的同义词。
等级对中国家庭的有序运转十分重要，以至于在中文中对每个成员都有专门的名称，这些名称清楚地界定了每个人在家族中的位置，以及他同该家族其他成员的关系。给每个人定称谓，源于古代中国，当时在一个屋檐下，至少是三世同堂，甚至是四世同堂。
四、吃饭：中国烹调法的土生性质
在秘鲁，中国烹调法现已超越华人圈子成为秘鲁人生活的一部分。决定性的东西是中国烹调法的演变，即从适应当地口味的粤菜发展到“吃饭”（ｃｈｉｆａ）。吃饭不仅丰富了秘鲁人的餐桌，而且还加强了秘鲁的民族认同。
在中国，粤菜的影响之一是导致了一波又一波的人口流动。明朝年间（１４世纪），北方一些族群南下，将他们的烹调技艺带到了广东一带。到１８４２年，广东港口开放，粤菜又受到其他菜系的影响。
王松斗在其《广东菜的形成与发展》一书中，描述了这一过程：
明清时代，珠江和韩江两个三角洲逐渐发展成商品农业的渔米之乡。韶关、湛江等地的农业生产也趋兴旺。明末清初，屈大均著的《广东新语》曾说：“天下食货，粤东尽有之”，“食在广州”可以说已具雏形……历经元清两代至清中叶后，虽然国势日衰，但广州民间的饮食风气却日渐旺盛，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 从此海禁大开，世界各地的珍异饮食原料陆续传入广州。
当时，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粤菜得到了大发展。除了两次鸦片战争（１８４０－１８４２年和１８５６－１８６０年）外，太平天国起义（１８５１－１８６４年）和义和团起义（１８９９－１９０１）等政治变故，都导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对于很多人来说，迁徙是唯一出路。池子华在其《晚清中国政治与社会》一书中描述说：“对于中国来说，连年的战争摧毁了一切，百姓无处安身。仅清朝光绪年间，就有超过５０００万人被迫背井离乡，甚至有人自卖给外国商人，这种情况在其他时期都难以想象。”
１８４９年来到秘鲁的华人移民，就是这些将自己卖给外国商人的中国人；是他们把自己的烹调技艺从广州带到了秘鲁，并进行了各种适应性改造，加入了不少新元素。这批移民大多在农场和鸟粪岛上务工，只有少数人当仆人。
那些当厨师或服务员的劳工在合同结束后，便移居到城市，与当地妻子一道开办面向民众阶层、提供食宿的中国小旅店，另有一些人则在当地市场做起食品零售小生意。
１８５４年，始有华人移民来到首都利马，聚居在甲邦街（ｌａＣａｌｌｅＣａｐóｎ）附近，后来，这条街道成了著名的唐人街。在这里，华人开设了第一批中餐馆，主要以粤菜为主。这些中餐馆一开张，就受到秘鲁土生西班牙裔克里奥尔人的青睐。
因受到克里奥尔人的欢迎，粤菜沾上了克里奥尔人的光。那些具有克里奥尔情怀的艺术家们经常光顾利马中心唐人街，听到中国人吆喝“吃饭”，可能正是他们灵机一动，就给中餐馆起了个“吃饭”（ｃｈｉｆａ）的名字。从那时起，无论是当地粤菜馆还是粤菜，秘鲁人都称之为“吃饭”。
奇怪的是，“ｃｈｉｆａ”这一西语发音似乎并非来自大多数秘鲁华人所使用的粤语，而与中国普通话有关。粤语“ｃｈｉｆａ”，是西班牙语对普通话“ｃｈｉｆàｎ”的发音形式，它有两个含义：１，吃，即进食；２，谋生，即挣取面包。
中国普通话“ｃｈｉｆàｎ”，与粤语“ｃｈｉｆａ”的发音非常接近，这表明２０世纪华人移民的来源有了变化，他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中国普通话是与首都和全国联系在一起的，掌握它在当时是受到教育的标志。
１９３０年前后，不少中国菜名逐渐西语化。此时的中餐也与原来的粤菜有所不同，做法更精细，还加入了当地菜品如土豆等。广东油炸米饭，此时被称为“炒饭”（ｃｈａｕｆａ）。１９３５年，《东方月刊》发布了炒饭的做法。
同样，“大盘”（ｔａｙｐá）这个名词（通常与西语ｂｉｅｎ连用，叫ｂｉｅｎｔａｙｐá，意为“特大盘”）也流行开来，意思是要点满满一盘食物；ｔａｙｐá也源于普通话中的“太大”（ｔàｉｄà）一词，意为过多、很大。据说，“ｔａｙｐá”这个词首次出现在中餐中是１９２１年，创造者是时任秘鲁驻中国领事胡安·伊格莱西亚斯（ＪｕａｎＩｇｌｅｓｉａｓ）。
中餐馆不仅在华人街站住了脚跟，而且还引来当地各界人士的光顾。中餐如此受欢迎，以至于秘鲁人炒菜时也开始添加中国调料，酱油（ｓａｌｓａｄｅｓｏｙａ）、生姜（ｊｅｇｉｂｒｅ）和大葱（ｃｅｂｏｏｌｌｉｔａｃｈｉｎａ），这些调料在秘鲁都形成了专有名词，分别叫ｓｉｌｌａｏ、ｋｉóｎ和ｐｕｅｒｒｏ。
１９５０年，在一份克里奥尔家庭食谱和一家秘鲁糕点店中，都出现了中国菜肴和食品“ｃｏｍｉｄａｃｈｉｆａ”［２４］。甚至有人认为，克里奥尔人的传统食品如ｌｏｍｏｓａｌｔａｄｏ、ｔａｃｕｔａｃｕ和ｃａｕｃａｕ等，也都受到中国烹调法的影响，连名称都是粤语的西语拼音。
秘鲁的中餐“吃饭”，是中国厨艺的土生产品，它不能再叫中国美食，而应该叫秘鲁美食。“吃饭”从诞生到现在已过去数十年，它的性质不是原汁原味的中餐，而是土生的。换句话说，它继承了中餐粤菜的口味，并加入了秘鲁当地佐料，连菜名都西语化了。
如同对第二代土生者的认识一样，人们也曾质疑“吃饭”的性质。有些中国厨师试图恢复纯粹的粤菜，但绝大多数厨师还是选择适应当地人的口味。目前，许多中国游客不认为“吃饭”是中国菜或粤菜，可能就因为它是在“秘鲁土生土长”的。
在秘鲁人看来，“吃饭”的概念经历了一个当地化的演变过程。开始时，“吃饭”是中餐馆和中餐的同义词，但不久后，“吃饭”一词就不完全是中文的概念，而是具有秘鲁人所赋予的含义了。时至今日，“吃饭”不仅是秘鲁烹调法的一部分，而且还是秘鲁认同的特征之一。
关于第三代土生者的秘鲁认同问题，与“吃饭”含义的演变相类似。第三代土生者认同自己是秘鲁人，但具有一种因来自土生家庭而带有华人遗传（历经时间考验的中国人价值观）的土生性质，以及其他属于他们这代人的特点。
第三代土生者的寻根之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发展和崛起的光辉吸引的。他们与中国的联系纽带（几乎看不见但很牢固地存在），就在于他们的土生性质。目前，中国之风劲吹，这有利于第三代土生者前往中国，丰富自己的秘鲁认同之旅。
五、结语
本文开始说到那些历经时空而不变并得到历次华人移民潮巩固的中国价值观，在华裔秘鲁家庭中延续了１６０多年。笔者研究的群体包括第三代（或第四代）土生者，以及１９８０年以后在秘鲁出生的土生者。
基于对家庭的回忆，土生年轻人赞同他们从家里获得的对自己的成长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些价值观，源自于他们的中国人遗传。有些人表示，当他们成家后，在向对象表明自己的成长经历不只是不同时，才发现这种遗传。
按照回忆顺序，根据对自己生活影响的大小，土生年轻人提到的价值观有教育、金钱和家庭。这些东西，都有确定的含义，都与中国历史文化有关。
教育被视为提升社会地位的阶梯，这种观念与中国科举制度有关，该制度通过教育可让人向上攀升。秘鲁的华人移民对孩子教育舍得投资，他们认为，教育好子女就是成功。
金钱的意涵一是致富，二是存钱，是生活保障。在中国人的传统中，金钱的概念是集体利益，是家族的事情。土生者认为，管好钱是从小就应学好的本领。这种观念让土生者与众不同。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家庭”的概念是广义的，不是指核心家庭而是指氏族。等级与尊老是维持家庭的核心原则。土生者认为，这样的家庭范式可加强团结，关照到每一个成员。
上述三种观念虽说不是中国人的传统和思想所特有的，但它们却是中国人所具有的典型特征。
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与秘鲁价值观和观念截然相反，相对来说，秘鲁贫民阶层不注意对后代的教育，存钱不是一种必须，家庭一般是核心家庭。
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中国发展产生的影响和中国话语的复活，在第三代土生者身上也有体现，而在此之前，由于远离中国，他们与中国没有联系，也不学习汉语，对中国思想和文化也无深入了解。
除了中国这一外部因素外，中国遗产在第三代土生者身上得到复兴和加强，还归因于一种内部因素，这种因素与华人概念在秘鲁社会的演变有关，而这种演变则是华人长期不断地移民秘鲁的结果。内外两种因素，共同激发了本文研究对象身上的土生性质。
代代相传的中国人价值观，成就了第三代土生者的土生性质，并且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此外，第三代土生者身上还有其他特点，如自豪是中国血统，十分热衷于中国文化，以及主动重建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联系。
第三代土生者喜欢使用“土生性质”（ｅｓｅｎｃｉａｔｕｓáｎ）一词而非“土生身份”（ｉｄｅｎｔｉｄａｄｔｕｓáｎ），是因为他们把中国价值观的保持情况放在首位，也就是说，他们突出“中国遗产在华人后裔身上留下的东西”。土生身份是第二代后裔关切的东西，可被视为第一代移民的华人身份与第三代土生者的秘鲁身份之间的过渡。
此外，第三代土生者选用“土生性质”而非“华人性质”来界定自己，也是为了强调他们与土生家族的联系，以及他们在传承中国遗产时所起的输送渠道作用。第三代土生者接受的中国遗产，不是直接来自华人移民这个源头，而是来自也受到了秘鲁影响的土生家庭。
“吃饭”（ｃｈｉｆａ）这个概念，是中国烹调法在秘鲁产生的土生词汇，是秘鲁产品。尽管中餐具有中国遗产赋予的土生性质，但它吸收了当地调料，并且每道菜都有西语化的名称。由于生在秘鲁长在秘鲁，人们现已不再认为“吃饭”属于中国烹调法。在秘鲁，“吃饭”法定是秘鲁的。
土生者回中国寻根，会使他们的秘鲁身份更加丰满；此外，像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况一样，也有利于拉近秘鲁与中国的关系。土生者因有中国遗传和秘鲁身份，他们是连接太平洋两岸的牢固桥梁，这座桥梁可以让中国人和秘鲁人越过太平洋而来来往往。
原文发表在《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2卷第2期，16-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