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丁美洲多民族国家建构的讨论中，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政府以“族群社会主义”为理念推进国家重塑，一度被视为原住民政治参与与减贫发展相结合的典型实践。基地研究员与马德里自治大学合作发表在《Ibero-América Studies》的相关研究成果系统梳理了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家的制度设计、意识形态基础与治理运行机制。为理解拉美多民族国家模式的制度边界与结构性风险提供了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也为比较研究原住民政治与国家建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期刊简介
《Ibero-América Studies》(ISSN: 2696-2527/3081-1783) （《伊比利亚美洲研究》）是由Asociación China España Intercultural (中文名：西班牙中西语言文化交流协会) 主办，中拉教科文中心（CECLA）共建，Comte Barcelona Editorial出版的综合性开放获取（OA）国际学术电子期刊，旨在为从事该领域研究的青年学者及优秀研究生搭建学术交流与展示的国际平台。该刊创立之初为年刊，2022年起改为半年刊，同年起被收录于Latindex（拉丁美洲、加勒比海、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科学杂志在线信息区域系统），2023年成功进入西班牙语国家和地区权威文献检索数据库Dialnet。
文章简介
摘要：莫拉莱斯执政的十四年，通过“社群社会主义”思想建构多民族国，一度被认为是拉美迄今最为成功的印第安族群政策，但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减贫目标实现之后莫拉莱斯被迫辞职流亡海外。抛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外部干预不谈，“社群社会主义”多民族国是“争取社会主义|”党通过批判新自由主义、追求人类最高道德和赋予印第安族群民族地位激发印第安人运动获得政权进行建构。但是，高度依赖外国资本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侍从主义”无法根除导致官员系统道德低下，以及被社群自治的自身反义所劫持等内生因素，从内部瓦解了社群社会主义多民族国。
关键词: 共同体社会主义；玻利维亚；原住民群体
研究问题
本文聚焦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执政时期“族群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运行，旨在分析该政治模式如何通过赋予原住民“民族”地位来重塑国家认同与政治合法性，并考察这一制度设计在实际治理中所面临的内在矛盾。研究重点在于揭示原住民自治、国家权力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之间的张力，以及这种张力如何影响多民族国家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研究结论
从民族志视角来看，玻利维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它从中央到地方层级承认国内各个原住民“民族”的地位，即由多个处于同一层级的“民族”共同构成的多民族国家。然而，向具有民族意识的原住民群体授予“民族自治”地位，必须伴随着相应的制度准备，以应对其可能提出的独立建国或主权共享诉求。
从政治学理论角度看，“族群社会主义”是一种将西方“共同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结合的理论形态。它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将原住民运动解释为“原住民世界”与“霸权世界”之间的对立，即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斗争。然而，“族群社会主义”并不符合国际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经典定义，而是更接近玻利维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雷内·萨瓦莱提出的国家理论：大众的历史是一部反对国家的历史。由于国家体现的是支配关系，即使在一个所有族群和谐共存的社会中，国家也只是一个“制度性工具”。因此，如果一种横向治理模式未能打破权力的等级结构，国家最终将沦为一种“表层化”的存在。
此外，族群社会主义亦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对玻利维亚社会三种时间结构的描述，以及对白人—原住民关系的隐喻分析，均带有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思想色彩。其原有的天主教特征被原住民信仰所取代，但并未真正完成从“民族”到“国族”的转变。如果各族群的地方自治诉求无法获得与单一民族国家权力相匹配的回应，《基多宣言》和“多族裔民族国家理论”无疑将再次被激活。
在实践层面，中央政府的权力来源于“族群共同体宪法”，而该宪法是在多次波折后才通过全民公投得以确立。政府权力的“弱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权在白人地主阶层与原住民之间呈现出共享状态；二是由于高度依赖外国资本与技术，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项目的所有权高度碎片化。在自然资源与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这种政府“弱权力”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政府试图通过美化项目的“自然属性”，掩盖其背离“美好生活”价值的现实；二、为推进项目实施，政府默许甚至纵容“客户主义”，并在不同原住民社区之间及其内部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三、政府未能改变共和时期形成的土地行政区划，导致省、市政府与原住民自治政府之间频繁发生冲突。
撇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外部干预不谈，“族群社会主义”的多民族国家是由“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通过批判新自由主义、追求“人类最高道德价值”以及赋予原住民社区“民族”地位而建构起来的，这一过程激发了原住民运动掌握国家权力并推动上述国家结构的形成。然而，多重内生性因素从内部瓦解了这一国家模式：高度依赖外资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未能根除的客户主义导致官方体系道德水准低下；以及共同体“自治”被其自身内在矛盾所“劫持”。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玻利维亚族群社会主义在宪法层面赋予原住民社区“民族”的地位，但印第安族群区域自治未真正嵌入“民族国家”结构之中，对自治的承认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传统国家定义的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