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阿尔弗雷多·托罗·哈 著 张倩、于凌蛟 译 朱伦 校
摘要：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所倡导的全球化是一种平行的全球化，伴随着对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的大幅削弱。与此同时，一种违背美国愿望的地缘政治秩序，也开始显现出来。中俄两国是推动这种秩序的发动机。西方世界对中俄两国的意志和诉求所采取的傲慢态度是导致中俄在地缘政治上联手的根本原因。鉴于中国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影响力，这种政治－经济双重秩序的形成，显然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强大的作用力。在此背景下，历史上被视为“美国后花园”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能采取什么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一直在围绕自己的利益积极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是这种建设的起点，它是一个强有力的金融工具，现已成为与西方国家控制的多种金融工具并存的选择。仅在拉丁美洲，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的贷款额已超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洲开发银行的总和。
一、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秩序
2０１４年，“金砖国家”成立了“新开发银行”（或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设于上海，启动资金５００亿美元，在未来几年将翻一倍。“金砖国家”签署了应急储备安排协议，初始规模为１０００亿美元，其中中国出资４１０亿美元，远远超过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三国分别提供的１８０亿美元及南非的５０亿美元。在上述两项投资中，中国经济的主导地位显而易见。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资金亦达１０００亿美元；此外还投入４００亿美元设立丝绸之路基础设施建设基金。这两项投入都是为了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互联互通和经济联系。
中国还在其他地区扩大经济影响力，并通过一些组织和机制，推动诸如上海合作组织、东亚自由贸易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建立。中国成功地推进了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这与美国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形成了有力的竞争。
同样，在全球金融领域，中国也在两个方向发力。一方面推动本国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另一方面则力推上海成为亚洲主要的金融中心。关于前者，中国尽可能地在围绕自己形成的世界最大国际贸易网中使用人民币结算。根据主要外汇交易平台ＥＢＳ资料显示，２０１４年，人民币已成为全球使用最多的五大支付货币之一，２０１５年人民币交易量还将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已批准人民币在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关于后者，２０１３年建立了上海自由贸易区，实行关税优惠，消除资本控制，推动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
虽然是一步一步的前进，但目标很明确：中国推动的全球化是一种平行的全球化，伴随着对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的大幅削弱。这一不断上升的趋势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源于中国外交的优先考虑；二是源于回应西方拒绝中国进入多边经贸领域的需要。
关于第一点，我们可从习近平就国际事务确定的一些理念中看出来，这些理念有：１，“走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这一提法意味着要放弃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战略；２，中国和世界愈来愈相互依存，这种“新型”国际关系强调“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３，共筑“亚太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对亚太地区的经济起主导作用；４，“亚洲是亚洲人的”安全观，根据这一点，“亚洲各国人民能够掌握亚洲事务，解决亚洲问题，维护亚洲安全”。
与此同时，面对西方国家拒绝中国在有利于其经济发展的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中国意识到必须赢得一定的国际地位。２０１４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数据表明，美国经济规模是１７．４万亿美元，中国是１７．６万亿美元。根据平均购买力计算，２０１４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然而，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只占３．８％，而美国占１７．９％。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维护传统特权，拒绝承认新的世界经济实力平衡关系；尤其是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在欧洲陷入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这一点特别明显。当时，中国有意向欧洲提供１０００亿美元救助金，以换得欧盟支持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但欧盟拒绝了这一资助。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本杰明·利姆和尼克·爱德华兹就此写道：“据北京方面消息，当欧洲政客们得知他们需要支持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更大的参与权和决策权，支持把中国货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时，就直接拒绝了资助。”
几年前，丹尼尔·德瑞日纳就指出：“中国和印度无法感到国际组织真心欢迎他们，这两个国家最终会建立新的组织，也让美国置身在外。当国际组织内部决策权的分配与国家实力不符时，这些组织也就不再真正起作用了。”
然而，这一尽人皆知的道理并没有引起西方的重视，正如丹尼尔·德瑞日纳所述，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现在是旁观一种自己不在其内的新经济秩序。
此外，有不少西方分析家认为，中国没有能力领导一个国际经济新秩序来代替旧的经济秩序，从本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慢就能看出这一点。这一说法并不新鲜，因为２０年来，西方经济学家曾一再发出警告：中国经济模式即将面临崩溃。
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下降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３日，埃蒙·费恩格莱顿在福布斯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列举了许多失败的预言，这些预言在今天看来非常可笑。然而，尽管中国强劲的经济实力一再压倒这类“卡桑德拉”（Ｃａｓａｎｄｒａ）之声，但令人奇怪的是，预言中国经济由盛转衰者仍大有人在。哈佛大学学者兰特·普里切特和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依然如此预言。
普里切特和萨默斯预言的新颖之处在于，他们不像前人那样基于推算得出结论，而是分析过去的情况。他们的研究对象有２８个“经济超速增长”的国家，资料显示：这些国家每年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６％，但经过８年或稍多时间，增速开始回落到２．１％。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周期即将结束，将很快回到低速增长期。
但中国是个特例，其经济已连续３５年快速增长，１９８３年至２０１３年增速平均达１０．１２％。因此，我们不禁要问：美国人经常谈论本国的特殊性，却为什么要拒绝承认他国的例外呢？
当然，中国经济１０％左右的增速已成过去，习近平提出了“新常态”，增速将维持在７％左右。要准确理解这一数字，须考虑中国当前的国内生产总值。一方面，在现有经济总量基础上增长７％，结果将是增长量超过１０年前（增速为１２％）的三倍；另一方面，以７％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一年的增量，将高于印度尼西亚经济总量的２／３、印度经济总量的１／３。
此外，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增长具有充足的理由。以下几条尤为关键：
首先，这得益于中国雄心勃勃的城市化进程和不断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尽管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已到了成熟阶段，东部地区仍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广阔空间。在这些地区大力推动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将吸引３亿４千多万农村人口在未来２５年移入。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大量新城市和密集的基础设施网。
其次，中国有能力刺激国内家庭消费。目前中国家庭储蓄和家庭消费之间相差巨大。中国的家庭储蓄在世界各国中首屈一指，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４０％；而家庭消费的占比很低，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３６％，而这一比例在美国则高达７０％。中国目前的状况与专家所谓的“亨利·福特时代”如出一辙，即工人们有能力购买他们生产的产品。如果国内消费从目前的３６％增长到官方预期的４５％，那么中国经济将会增加５４００亿美元（包括资产和服务）。不仅如此，到２０２０年，中国的中产阶级将有７亿多人，相当于总人口的４８％。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现今的人均生产总值有增长的空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人均收入的１／５，相当于日本在１９６５年、中国台湾地区在１９７５年以及韩国在１９７７年时的水平。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收入只要达到美国的１／４，国内生产总值就能超过美国。这使得经济发展有十分广阔的增长空间；另一方面，同为亚洲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曾保持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
中国已经进入了发展新阶段。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一反旧的模式，更看重质量而非数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停止经济扩张以放缓经济增长。因此，中国提出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设想，应当引起各国重视。
三、一种交替的世界地缘政治秩序
随着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利益相对抗的新的世界地缘政治秩序也隐约可见。在这一过程中，中俄联手是强大力量。如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一样，地缘政治新秩序的出现，也归因于美国及其欧洲伙伴一贯轻视中俄两国的情感和诉求。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地缘政治进程，我们应当先了解俄罗斯，再研究中国。俄罗斯自苏联解体后长期饱受傲慢的西方国家的欺侮。
首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运用“华盛顿共识”提出的休克疗法进行经济改革，使俄罗斯社会产生了财阀阶级，导致社会开支大幅缩减，两千多万市民陷入贫困。此后，俄罗斯一再提出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ＯＳＣＥ）变为欧洲安全的核心组织，但被拒绝。相反，欧洲安全被托付给了一个和北约一样专门为对抗俄罗斯而建立的机构，并且，西方还开始向东方国家系统性地扩张。与对戈尔巴乔夫的保证相反，俄罗斯的近邻地区被改造为本质上反对俄罗斯的地区。对俄罗斯先前的安全承诺，逐步变了味：欧盟的扩张浪潮不断向东推进。
北约对贝尔格莱德进行轰炸并占领塞尔维亚，之后不顾俄罗斯的反对和意愿，承认科索沃独立，这都导致俄罗斯对西方国家的怨恨。同样的事情还有：美国推动的所谓“自由日程表”（Ａｇｅｎ－ｄａ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ｔａｄ），对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给予支持；美国推动在里海沿岸的前苏联成员国和欧盟成员国之间，建设了输油管道和输气管道。此外，美国还在相关国家部署了军事力量。
同样的例子还有，美国退出同俄罗斯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推动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部署反导系统。在俄罗斯眼里，这一行为无疑让本国的核装备处于无用的状态。此外，联合国安理会是俄罗斯唯一与美国持有相同地位的组织，但在美国操纵下，从伊拉克战争到利比亚事件，使俄罗斯的投票变得毫无意义。此外，俄罗斯在经过了１８年的努力之后，才在２０１２年得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世贸组织创建以来时间最长的谈判。这一拖延的原因在于由美国颁布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反对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这一法案是冷战的遗留问题，直到２０１２年才被取消。
芝加哥大学知名教授，外交关系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西方的三个政策———北约东扩、欧盟东扩和支持民主运动，都是火上浇油的行为，希望越烧越大。”对在乌克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米尔斯海默也持与西方主流看法相反的观点。
地缘政治对俄罗斯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正如秘鲁学者阿尼巴尔·罗梅罗所指出的：“俄罗斯人的集体记忆中留有三次侵略的痕迹：１８１２年拿破仑进攻，１９１４年普鲁士皇帝进犯，以及１９４１年希特勒入侵。光是希特勒的侵犯，就导致俄罗斯两千万人死亡。对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在地理上作为一个‘缓冲垫是非常重要的。”米尔斯海默就此同样指出：“普京的反应应当很容易被理解。乌克兰这片辽阔的土地，是拿破仑领导的法国、普鲁士帝国和纳粹德国进攻俄罗斯的必经之路；这片国土是战争缓冲带，对俄罗斯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任何一个俄罗斯领导人都不会容忍一个至今仍是俄罗斯死敌的军事联盟将它的力量渗透进乌克兰。俄罗斯任何领导人，都不会对西方在乌克兰扶持亲欧政府这一举动无动于衷，坐视不管。美国也许不喜欢俄罗斯的立场，但应理解俄罗斯的做法合乎情理。这就是地缘政治：强国对其领土周围的威胁历来异常敏感。”
除了上述理由，还应考虑到其他因素。第一，乌克兰国内有许多俄罗斯人，尤其是在其东部和南部地区。第二，乌克兰是俄罗斯欧亚联盟计划中重要的一员，是俄罗斯外交关系中优先考虑的一环。第三，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历史上联系密切，不仅是因为两国曾经长期在基辅罗斯古国中共存，更因为俄罗斯在追溯自己的历史源头罗斯部落时，发现其在１１６９年就开始定居在基辅。第四，乌克兰现政府亲西方，不重视境内的俄罗斯人。最后这一点值得特别关注。
关于这一问题，在美国学界被视为俄罗斯研究顶级专家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史蒂夫·科恩的观点值得一读，他认为：“考虑上述原因，尤其是乌克兰东西部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深刻纷争———民族分裂，语言宗教不同，文化、经济、政治差异，在乌克兰东南部顿巴斯工业区发生叛乱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乌克兰东部爆发抗议活动，反对新政府通过违宪手段（制造暴动）夺取政权，以及对东南地区政治代表在乌克兰政府中突然丧失权力表示不满，这也并不让人吃惊。乌克兰政府最终决定对抗议者实施‘反恐’行动，这表明了他们拒绝沟通，毁灭亲俄派的意图……然而，美国政府却对此保持沉默，不作回应。”
俄罗斯视乌克兰危机为西方国家主导的收紧对俄罗斯包围圈的行为，因此作出了激烈的回应，这反过来又使美国与其欧洲盟国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制裁。乌克兰危机升级，爆发了专家所说的非线性战争，或者叫“乌克兰第一代人”战争。所有这些，导致俄罗斯和西方之间重回新的“冷战”。这首先会波及亚洲，尤其是中国。与北京建立战略联盟，共同应对西方的傲慢无礼，是莫斯科的自然目标；可能的话，俄罗斯还希望同中国结成一种集团政治，以应对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中国对俄罗斯的这种打算相当敏感。
中俄关系共识与分歧并存。在共识方面，两国一致强调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扩张和西方地缘政治力量的束缚。此外，中国是能源消耗大国，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一位，煤炭和石油储量则分别位居第二和第八位，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和石油生产商。俄罗斯可通过陆路向中国供应大量战略能源，这使中国可免受其最大的战略对手———美国的海路控制。在２０１４年５月普京访华期间签署的一系列协议中，这种共识第一次得到明确体现。除其他事项外，这些协议包括一份俄罗斯向中国输送价值达４０００亿美元的天然气合同，以及每年向中国供应３００万吨液化天然气，包括铺设一条重要的煤气输送管道。
然而，中俄双方也存在分歧。两国在西伯利亚阿穆尔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曾长期存在边界纷争，现在中亚则存在势力范围之争。但是，自从意识形态对立不再主导双边关系后，边界争端已不成问题，两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也促进了双方互利共赢。从这方面来看，旨在实现欧亚大陆（主要是俄罗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一体化的上海合作组织，也许可以巩固俄罗斯这个能源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中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同时，我们也应关注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共识和分歧。在合作方面，中国与美国和欧盟的年度贸易额分别达到５６２０亿和５５００亿美元，巨额的投资涌入或流出中国。然而，经济因素不仅能促进合作，也能引起竞争。美国控制税率，开展工业间谍活动，禁止中国在敏感地区投资，推动建立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来与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势力抗衡，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推进的亚洲经济秩序也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
四、关于中美对抗
虽然如此，真正威胁中国的并不是经济控制，而是地缘政治斗争。这需了解一下有关历史。１９７２年，中美达成一项重要的协议，从本质上看，这项协议可浓缩为一个前提条件：美国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则承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双方都需要这一承诺。对毛泽东而言，这项协议保证美国不会与俄国结盟来对抗中国，因为当时中苏之间的紧张局势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对尼克松来说，该协议为美军撤离越南战场提供了可能性，且保证中国不会趁美国疲软之时来攫取自身利益。
该项协议的内涵历经演变。这不仅因为自１９４９年以来，美国对台湾的战略承诺是其亚太地区政策的中轴，而且因为朝鲜和越南的两场战争，是在必须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和抵制中国影响力的认知下发生的。与此相反，该项协议意味着接受美国的老大地位。
该协议给中美两国都带来了巨大利益。从１９７０年代末起，中国得以集中力量推行促进经济增长政策，而无需分散资源或注意力与美国进行战略对抗。而美国在保有亚太地区领导地位的情况下，能将精力投入到其他地方去。
双方获益最大的是中国。中国得以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增长，使６亿人摆脱贫困，继而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此外，还使中国得以扭转近两个世纪的落后局面，使其恢复了历经数千年而形成的世界大国的分量。
如今，１９７２年的协议已不再完全适用于中国，这也是必然的结果。除了过去的１７５年，中国自远古时期起就在亚太地区称霸，而如今却长期处于下风是其无法接受的。中国自然希望与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战略平衡。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导地位遭到挑战，因为中国并不会像苏联那样向美国挑起全球性的战略竞赛。中国只是想与美国共享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厚重的历史都不容忽视。
然而美国无法接受这一要求。澳大利亚著名教授休·怀特清楚地阐述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指出：“美国政界认为美国应该并且也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其霸主地位。作为世界强国，美国可能会和其他国家协商，但永远不会和他们平等地谈判。美国认为自己是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
人们常常认为厚重的历史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影响深刻，中国的很多行动和反应都由其历史所决定。然而，美国也是从既往历史的视角指导与中国的关系，这一点却很少有人提及。美国要坚决维护其在东亚的领导地位，拒绝接受中国要求的战略平衡。休·怀特就此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正处于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进程中，让中国继续在东亚居于下风是毫无可能的，而过去的协定却让美国忽视了这一点。
怀特说，对于中国提出的在东亚与其享有平等地位的要求，美国遵循以下两个标准：遏制政策和拒绝绥靖。这两个概念是其他历史时期和背景下的产物，已经成为美国的行动指南，决定美国采取何种方式应对独特的新形势。
遏制政策是美国在二战后采用的战略，旨在应对苏联企图在欧洲扩张版图的挑战。而绥靖政策是英国和法国在二战中采取的妥协和让步，试图以此控制希特勒。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遏制政策取得了深远的成效，因为该政策不仅在几十年中有效遏制住苏联的扩张，还最终使苏联解体。相反，绥靖政策被视为失败的范例。这样的政策只会壮大希特勒的野心，无法避免战争。所以，对付中国最好的方式就该是遏制其崛起，拒绝其要求。
然而，中国既不是苏联也不是纳粹德国。中国希望借助其经济和历史影响力获得相应的地位，改变弱势时期形成的现状。以斯大林和希特勒为参考标准，实现这一愿望是不切实际的。正如怀特所说：“中国雄心勃勃，但又谨慎保守，在追求更大影响力的同时，也需要维持秩序，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中国一直想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
显而易见的是，自邓小平时代起，中国政府一直在走理性路线。此外，中国持有１．２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２０１３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更是超过了５６２０亿美元。美国很难将这样的经济合作伙伴当作竞争对手。
中国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基于平等条件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但美国要坚决维护其霸权。休·怀特再次说道：“中国极力想要改变亚洲秩序，而美国却更希望维持原状。”这个原状就是将中国束缚在所谓的“第一岛链”内，限制其向太平洋发展，令其困于由美国军事条约和基地限定的空间内。
美国力求维持“原状”，中国则寻求突破。但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分歧不仅限于此，还体现在美国和中国的海上纠纷和争斗之中。美国以明确和直接的态度支持该地区所有与中国存在海上纠纷的国家，将自己变成了一个中国无法避免的地缘政治对手。
五、中国：街道霸王？
西方世界常常把中国视为“街道霸王”（ｇｕａｐｅｔóｎｄｅｂａｒｒｉｏ），认为中国可以随意对与其有领海纠纷的东亚国家，以及对自视为弱势国家保护者的美国施加压力；如果美国不制止中国的霸权主义，那么那些弱势国家将会被北京无情地践踏。这一幅看似清晰的善恶画面其实远比看起来复杂。首先，我们应该把这些问题放到相应的地理框架中来理解：中国与日本围绕中国东海钓鱼岛存在纠纷；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因中国南海岛屿产生分歧。
我们先来谈一下上述第二个争端。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听取一些权威人士的见解。在下文中，我们将参考新加坡外长尚穆根、麻省理工学院和哈弗大学教授罗伯特·罗斯，以及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观点。
新加坡是东盟成员国，当被问及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的纠纷时，新加坡外长尚穆根回答说：“这个问题本身就带有对中国的偏见，是与事实不符的。您首先将中国的立场与东盟支持国际法的立场对立，意味着中国不遵守国际法，这不是对此事件的正确解读，更不是完整的解读。不幸的是，国际媒体倾向反华，致使人们不能了解完整的事实。”
最近，在两场于新加坡举办的重要会议中，罗伯特·罗斯指出，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只有中国提出了对那些岛屿的主权占有，时至今日，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却要与之争夺。正是在这些国家开始军事占领行动后，中国才做出军事回应的。
约翰·米尔斯海默说：“中国的邻国知道天时并不会帮助他们，因为区域力量分布正在向对他们以及美国不利的方向发展。所以，他们想在中国还相对虚弱、未变成超级大国之前，在上述争端区域内挑起危机。显然，中国并未挑衅其邻国。正如中国一位重要外交官员崔天凯所说‘这并不是中国挑起的……如果大家多关注最近几年所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现所有的争端都是由别人挑起来的。’很明显，他说的有道理。并不是中国，而是它的邻国造成了现在的对立局面。”
如此看来，西方媒体在报道此事时隐瞒了一个更复杂的真相，钓鱼岛与所谓钓鱼岛纷争也是如此。在钓鱼岛争端的背后也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在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的中日战争中，中国败于日本，北京不得不签署不平等的条约———《马关条约》，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钓鱼岛正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之后日本将其更名为钓鱼岛。
上述战利品，在１９４３年《开罗宣言》、１９４５年《波兹坦公告》、１９５１年《旧金山和约》和１９７１年《东京－华盛顿友好条约》中，都被继承下来了。总之，一系列复杂的法律文件，造成了有关各方的争议。但是，２０１２年９月，日本政府从本国国民手中购买钓鱼岛，此行为招致了今日各方互不相让的局面。
排除对这两个地理相邻国家的权利偏见，从中国自２００９年对此争端做出的反应来看，有两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第一，中国不激化争议，因为时间是它最好的盟友。邓小平曾说过要“韬光养晦”，中国一直遵循这一战略。第二，美国所代表的域外集团，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像２０１１年的希拉里·克林顿那样，把美国的国民利益卷入到这场距离加利福尼亚１万多公里的争端中，这完全扭曲了纠纷的本质，也不可能找出解决办法。
为了所谓“国民利益”，华盛顿将自己置身于本不该插手的争端中，而该争端却直接涉及中国的民族利益；美国这么做，无疑会同中国政府产生直接矛盾。当华盛顿与争端地区的一些国家援引自卫条款时，中国政府认为守护本国不可分割权利的时候到了。美国将自己置于事件中心，难免歪曲事实，给双方如何解决问题划杠杠。对该地区一些国家来说，美国声明的支持使其自认为增添了胜利筹码；而对中国来说，则被视为需要挣脱的束缚行为。所有这些，使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余地所剩无几，发生突发事件引起武装冲突的危险将大大增加。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中美关系中的分歧大过了求同。两国间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似乎难以有效缓解相互间越来越大的地缘政治分歧了。２０１４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周年纪念，如果说一战能够证明什么，那只能证明各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高低是最后的决定因素。１９１０年，诺曼·安吉尔在他的著作《大幻想》中提出了他的著名论点：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通过战争在经济上获得好处。同时，１９１３年，安纳图·凯尔斯盖在英国杂志《经济学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社论，题为《文明社会无战争》。文章指出：“最近几年，英国与德国之间密切的经济利益和伙伴关系日益牢固，因此，德国再也不用被视为敌人了。”然而，１９１４年，战争的炮火却响彻于欧洲上空。
六、北京－莫斯科轴心
形势如此，北京最终同意与莫斯科一道组成反美轴心，这绝非不明智之举。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他最近的著作中提到此事件时说：“西方观察家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这两个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建立紧密联系的原因。两国结盟不仅是为了物质上的利益，更是为了联合对抗西方，以确保自己的民族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ｄａｄｎａｃｉｏｎａ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描绘了这样一个‘中国梦’：即由该地区国家建立一种亚洲地缘政治新秩序，中国在其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表明，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欧亚联合体，其中俄罗斯起主导作用。两国政府均谴责美国，认为美国持有冷战思维，并试图以表面看起来合法合理的方式在某些区域建立领导地位……所以，中国对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以及俄罗斯对习近平主席在东亚问题上相互表达支持的措辞，并非偶然，而是双方在冷战后建立新秩序的表态。
近年来，中俄与欧洲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明显，所以两国政府尽量避免自身与美国的紧张态势影响到与欧洲建立的伙伴关系。但是，不可避免的是，中俄的结盟必然会使北京与北约逐渐疏远，因为如果美国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争执持续升温，北约组织的成员国将毫无疑问地追随美国的脚步。
正如罗斯曼对地缘政治集团形成的分析那样，莫斯科－北京之间的合作绝非一个简单的策略性联盟。事实上，自１９９６年以来，两国之间就已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引人注意、但却是制度性的战略合作关系；而１９９０年代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里马科夫提出的“普里马科夫理论”，则主张中俄之间需要建立起一种轴心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普里马科夫理论还预见到伊朗和印度也会加入中俄联盟。其中，伊朗的加盟毫无悬念，但印度的问题要复杂一些。新德里的多边关系，它的亚洲身份，与中国的贸易联系，与俄罗斯的能源互补，以及它与金砖国家的合作，都使印度问题微妙许多。未来，北京－新德里的合作将成为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有关研究指出，到２０４０年，中印经济将占全球贸易总额的４０％，同时，其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全球的５２％。这将使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欧洲经济受到重创，而此后，中印两国将在世界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所以，有学者将印度和中国的英文国名联合缩写为“中印”（Ｃｈｉｎｄｉａ），以表示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
但是，中印两国在合作过程中仍有分歧点，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两国的地缘政治关系和国家边界分歧之中。中印两国关于阿克赛钦和藏南地区的领土争端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甚至两国曾在１９６２年发生过边境武装冲突。另一方面，巴基斯坦与中国之间密切的联系也对印度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作为反击，印度则收留达赖喇嘛，并默许其在达兰萨拉从事政治与宗教活动。这些不和谐声音，无疑加剧了今年两国之间的紧张态势。
中国拥有庞大的海上贸易，并且致力于建立一支远洋舰队以保障印度洋航线的石油运输。为此，北京正在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缅甸这些临近印度的国家建设港口。对于这些国家，中国都曾对其提供过重要的帮助和政治支持。而中国的这一系列动作，着实让印度感觉到自己被包围了。
合流与分歧哪个占主导地位，对地缘政治的影响非常大。在新一轮的冷战中，新德里的政治倾向将对亚洲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最近几个月，美国和印度签署了《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协议》，两国共同研发防御设备，尤其是“亚太和印度洋地区共同战略蓝图”（ＶｉｓｉｎＥｓｔｒａｔｇｉｃａＣｏｎｊｕｎｔａｐａｒａｅｌＡｓｉａ－ＰａｃíｆｉｃｏｙｌａｒｅｇｉóｎｄｅｌＯｃéａｎｏíｎｄｉｃｏ）的出台，让人难免想到，美印两国已经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由此看来，印度未必会像普里马科夫说的那样，自然加入中俄联盟。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可以总结出两点：第一，北京正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以打破华盛顿的主导地位；第二，中国与莫斯科建立对抗美国的地缘政治轴心是势在必行。
鉴于中国对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可以预见，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都会对中国采取的路线有影响。这些国家不仅普遍反对西方和单极霸权，而且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着互动关系。中国的策略无疑将会得到南非、亚洲和拉美与加勒比海国家的支持。
七、拉丁美洲：鹰与龙
研究上述地区的后者，也就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态度，对于中国计划建立一个对抗美国领导的经济政治秩序，是非常重要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历史上是美国的“后花园”，这里所要发生的一切，具有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的地缘政治意义。
中国已经用１０年时间来试探华盛顿在这个地区的绝对领导权。用劳伦·巴卫特曼的话说：“可以这么说，中国已跳过了美国围起的‘后花园’篱笆，利用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
２０１３年５月末，习近平主席访问了拉丁美洲，哥斯达黎加学者康斯坦蒂诺·乌尔瓜约指出：“事实上，这次访问表明中国已准备在全球范围与美国较劲，对美国的‘后花园’不再像从前那样屈尊。”
对于中国闯入自己的后花园，美国的回应出人意料的低调。２０１２年３月６日，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道德拉斯·弗雷泽将军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上，对中国在该地区的频繁行动，特别是军火买卖和军事访问表示过担忧。而接任其职位的约翰·凯里将军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０日在立法委员会上指出，中国正打算在拉美以直接的方式与美国的军事活动对抗。同样，很多学者在美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上，也提出在拉美和加勒比向中国敞开大门这一政策是有风险的。但是，即使面对上述众多质疑，美国也未曾以正式、公开的方式提出具体的反对意见。这说明，在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中，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的行为还不是十分重要的议题。
这种局面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例如，一百年前美国不接受国际联盟倡导的集体安全有两个理由，其中之一就是美国认为集体安全有悖于门罗主义所主张的区域霸权。亨利·基辛格说：“国际联盟与门罗主义是不相容的，因为该联盟所倡导的集体安全原则会介入到西半球的争端中。”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不允许国际联盟介入。例如，１９０３年，美国使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裂出去，之后的三十年，又３４次侵略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包括墨西哥），这些行为都是在确立自己的霸权统治地位。
２０１５年１月，习近平主席与拉美－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会晤时提出，中国在未来１０年内对拉美的投资额将达到２５００亿美元，中拉贸易规模达到５０００亿美元。这标志一个时代的彻底结束。拉美－加勒比国家非常感谢中国的介入对美国势力的抵消。这一点欧洲一直未曾做到。中国的介入，大大增加了拉美－加勒比国家纵横捭阖的自由。
但是，在中美新的两极对立前提下，对这种纵横捭阖的自由最终要作出选择。由此，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拉美国家倒向哪一边呢？是中国还是美国？对这个问题进行预测是相当冒险的，因为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系列变化着的现实敏感话题。怎样预测政治力量在数年内的权力变化呢？当中国真的到达“路易斯拐点”时，中拉经济交流将会有何变化？最近几年，中国劳动力涨价使一大部分中国产品输出到拉美，这实际上损坏了中国与拉美一些国家的关系，导致摩擦不断。同时，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竞争而非互补关系，则可能会因墨西哥近年在能源领域对引入境外资金放宽政策而发生变化。不过，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可以在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相互关联的条件下，描绘出一个两极对立的前提。
这个前提涉及双重背景：一个是经济；另一个是政治。关于经济背景，既包括拉美－加勒比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也包括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在政治背景方面，拉美－加勒比国家既要和龙亲近，又要和鹰亲近。我们很容易想到，那些与中国经济互补和政治亲近的国家，将选择同一条道路；相反，另外一些与华盛顿经济互补和政治亲近的国家，将走向另一条道路。然而，有些国家的情况是，其经济互补和政治亲近并非一致。由此，这些国家便陷入了两难境地。
概括起来说，拉美－加勒比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目前是这样一种局面：对于一些国家来说，中国最近落户那里带来了很大问题。中国不仅使这些国家出口减少，还引起了直接投资变化。对于前者，还要加上中国在某些国家对其国内工业市场形成了很强的竞争。相反，对于另一些国家来说，中国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口市场，是贷款和投资的来源国。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有一些较强的民族工业还是因中国产品的输入在竞争中受损。最后，还有一些国家，它们既不与中国竞争，也不向中国市场出口，但它们是中国贷款或投资的受益者。
概括起来，我们可以把拉美－加勒比国家分成五组：１）受损国家。这些国家以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见长。中国现在使它们出口市场缩小，劳动密集型生产投资减少。同时，中国也不是其主要的出口市场。这些国家包括一些中美洲国家和多米尼加共和国。２）高度受损国家。受损原因除了上述提到的情况外，还由于中国低价产品在这些国家国内市场中带来的竞争，损害了本国企业的利益。墨西哥是这些国家的代表。３）高度受益国家。这些国家出口自然资源，不仅从中国市场得益，而且得到中国的投资。由于这些国家没有稳固的工业基础，它们是中国低价产品的受益者。这些国家包括大多数南美国家和古巴。４）较多受益国家。这些国家出口自然资源，拥有较为稳固的国内工业。它们因中国的资源需求而获益，也
可得到中国贷款或投资的好处。然而，他们必须承受中国产品在本国市场上的竞争。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出口占主要地位，所以其收益远远大于付出。这些国家主要有巴西和阿根廷。５）较少受益国家。这些国家主要从事服务业，没有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但它们有时可得到中国投资，中国的低价商品也使其受益。这些国家包括除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外的加勒比海岛诸国。
从与美国的关系上看，拉美－加勒比国家参加或不参加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和关税优惠协定，则表明这些国家与美国经济关系的疏密程度。这些协定及其参加国家的情况可分为以下几类：
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是该协定成员国。２）多米尼加共和国和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与美国签署）。其成员国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３）加勒比地区复兴计划（多种产品免关税自由进入美国市场）。成员国和地区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英属维尔京群岛、库拉索、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圭亚那、海地、牙买加、蒙特塞拉特、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卢西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４）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美国签署这种协定的国家有智利、哥伦比亚、巴拿马和秘鲁。
应当指出的是，墨西哥、秘鲁和智利，被华盛顿选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首批参与者。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以上国家和地区享有美国经济优惠政策，而委内瑞拉、苏里南、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等国家，则被排斥在美国的优惠政策之外，与美国的经济关系较为疏远。尤其是古巴，刚刚开始走出美国长期的经济封锁。
拉美同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互动上的双重局面，使拉美国家既有选边站队的，也有处在两难境地的：选边站队的国家，包括受中国经济损害而与美国亲近的国家，以及从中国受益较多而与美国疏远的国家。前者包括墨西哥、中美洲各国及多米尼加共和国，后者包括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古巴等国家。还有一些处在两难境地的国家，例如秘鲁和智利，他们既把中国当作第一大商贸伙伴，又与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但除了经济关系情况外，我们还应看看政治情况。拉美国家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如何，是由它们对中国表现出的亲疏程度决定的。在美国一端，我们再次看到一些国家对美国亦步亦趋，不仅在一些日常议题上，而且在自由民主的基本观点上，都与美国完全一致。在中国这一端，我们看到的国家都遭受过美国的敌视甚至颠覆，美国舆论也一直对其指指点点。对这些国家来说，实用主义和希望关注是它们与中国关系的特点，这促使它们在政治上大步走向亲近中国。在中美两端之间，我们还可看到许多不同和细微之处。
我们自然要想到，在与中国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２２个国家中，有１２个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这些国家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海地、伯利兹、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以及格林纳丁斯。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投资政策与这一局面有密切关系。目前，北京和台北在这片次区域存在争斗，互相争取相关国家的支持。
那些在经济上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自然在政治上更加亲近美国。墨西哥、中美洲国家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尤其如此。关于多米尼加共和国，我们需要指出，它与北京现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大多数中美洲国家也是如此，只有尼加拉瓜是例外。尼加拉瓜的态度，不仅是因为该国政府的进步主义性质使其加入了美洲玻利瓦尔同盟（ＡＬＢＡ），还因为跨洋运河计划的实施要依靠中国民间资本。
与上述国家相反，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古巴为首的美洲玻利瓦尔同盟国家，既与北京保持牢固的经济关系，也保持密切的政治关系。阿根廷也是如此。巴西则是一种特殊情况。鉴于巴西的整体经济规模和区域优势地位，它不会与美国持敌对关系，但它与北京的政治经济互动则极为突出。
虽然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市场，但诸如智利和秘鲁这样的国家，同时也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秉持同华盛顿一致的自由主义政治观念。在中美两极之间，这些国家更希望扮演中立角色。但是，如果必须在中美平衡之间选择一方的话，这些国家将肯定倾向于美国。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除了上述提到的亲近和分歧外，中国在拉丁美洲享有重要的合法性背景。正如康斯坦丁·乌尔瓜约所说：“中国在拉美的存在具有重要的合法性，中国的行为决不像二战中苏联的到来那样负面。”这一看法得到了民意调查的支持，这些调查显示，拉美人民对中国的印象是积极的。２０１３年７月，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大多数拉美受访者的确认为，中国已取代或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统治强国；与此同时，在拉美许多国家，对中国持敌对看法的民众所占比例仅为或低于１０％，只有墨西哥的比例稍高，达到２４％。这项调查的意义在于，美国很难再像与苏联对立时所做的那样，强迫人们对中国采取摩尼教的二分法。
如同我们以往说过的那样，直到目前，美国对中国在拉美日益增长的存在仍持有一种极为严苛的态度。对此我们不禁要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中美两强出现冷战气氛，这种态度是否还能继续保持下去？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华盛顿有多大本钱，能阻止或者逆转中国在拉美地区已经确立并且日益加固的存在、影响力与合法性？
原文发表在《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2卷第1期，31-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