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双边关系的发展与未来趋势

【西】徐里奥·里奥斯  蓝博 译  朱伦 校

 从２０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在国际秩序、经贸、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成功。但是，成功的背后也暴露出双边市场不对称和产品单一化等问题，这说明当前中拉经贸关系除了少数领域具有互补性外，多数仍处于严重不对等的状况。拉美出口呈现出的再第一产业化和逆工业化现象，成为当前拉美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受２００８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影响，拉美应主动改变当前的双边贸易格局，应将双边区域合作的重心导向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中国关系的深化是拉美及加勒比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契机，换句话说，拉美地区各国通过共同协商制定与中国关系发展战略，提升区域对中国关系的同时也可提升拉美区域一体化的程度。这种双边与多边关系的交叉更有利于形成一个中间节点，以此来影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

本世纪伊始，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２００１年）后，中国便以非同寻常的力量进入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现今，中国不仅在拉美大陆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已然开始生根发芽。总的来说，中国能成为拉美大陆的新主导国，主要得益于其世界制造大国的地位，以及其以惊人速度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后者与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和提高人均国民收入等政策密切相关。毫无疑问，中国正朝着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家的目标大步前进。近几年，中国已经转变为一个资本输出大国和原材料、能源、食品进口大国。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许多国家几乎在一夜间变成了中国商品的接收国，以及中国所需大宗商品的生产国。

近年来，因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拉美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对此，笔者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模式下所进行的产业结构转型将直接影响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双边合作将会改变拉美地区原本的经济格局，拉美各国政府将开展竞争以吸引中国投资。

谁都知道奇迹总有结束的一天，但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从两位数骤降至不足７％也着实让世界各国措手不及，这也是所谓的中国经济“新常态”。最新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为６．９％，为中国近二十五年来新低。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中国经济的既定目标是保持长期稳定增长，今后五年直到２０２０年，年均增长将保持在６．５％左右，到２０４９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１００周年），中国政府将力争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后半段，中国政府将让中国重回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中心，彻底改变近代中国长期落后、贫穷的状况。

一、历史回顾

虽说中国人发现美洲的猜想很久远，但中国与拉美的交往史是在郑和下西洋数个世纪后才开始的，主要是自１９世纪才有大规模移民。由于当时的中国政体濒临崩溃，而拉美出于经济原因吸收了大批中国“苦力”。秘鲁、古巴、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等国的中国移民，在中拉交往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即便到了现代仍然如此。拥有大批中国移民的拉美国家在吸引中国投资和对中贸易方面占有天然的优势，许多中国移民或其后代逐渐成为了居住国企业界的精英。细数一下，拉美有较多中国移民社区的国家分别是古巴、牙买加、墨西哥（索诺拉州和锡那罗亚洲）、智利（安托法加斯塔和伊基克）、秘鲁（利马）、巴拿马和巴西（圣保罗）。

在二战和内战刚结束伊始，中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发展对拉外交关系上，仅在文化、意识形态和主权债务方面有所建树。客观来说，同一时期对拉外交发展问题上，台湾抢得先机，以至于现今拉美地区仍有１２个国家保持对台当局“外交关系”。１９６０年，古巴成为拉美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时任古巴领导人是菲德尔·卡斯特罗。这标志着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战略进展实现了一个“小飞跃”，中古两国在文化交流以及国际共产主义领域展开合作。

几年之后，中苏矛盾爆发，古巴国内激进派选择支持苏联，中古关系迅速转冷。在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倡导的游击战略在拉美遭受重创，更使中拉关系坠入冰点。双边关系直到１９７２年中美建交后才得以好转，此前拉美仅有两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古巴和智利）。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中国与美国的“后花园”拉美各国的外交有了质的飞跃，台湾对拉“外交”开始走向失败，中国也重返联合国。中国政府实行的外交政策，远离国际游击队运动，这也促使秘鲁、巴西等国家先后与其建交。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皮诺切特独裁时期，中国与智利政府仍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

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和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缓慢：１９５０年中拉贸易额约为１９００万美元，到１９７５年达到４．１７亿美元。而在改革开放后，中拉经贸关系变化非常迅速。

１９７８年以后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全面激活了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虽然比起对世界其他地区，中国对拉美的贸易增速相对滞后，但提升显著（从１９８０年１３．３１亿美元跃升至１９９０年的８２．６亿美元）。双边经济大繁荣始于新世纪，该时期在双边政府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引导下，中拉开始了多领域、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

２００８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对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政策文件》中明确指出，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是中国的重点发展对象。这份文件十分重要，这是中国政府对拉美地区的首份文件，与此同类的文件共有三份：第一份是在２００３年发表的对欧盟的政策文件；第二份是在２００６年发表的对非洲的政策文件。中国政府在这份政策文件中对拉美自然资源领域尤其是能源领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此外，文件还提出了四大目标：努力提高政治协作、经济合作、文化互鉴和高层互访，还提及一个中国原则，换句话说，敦促拉美各国减少与台湾当局的政治接触。

二、中国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合作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拉美多国由左翼政府执政，并屡屡与美国政府发生冲突。但是，中国碍于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核心领导国地位，同时为避免美国误解其进入拉美存在地缘政治野心，从而导致大国政治冲突，中国政府采取以单纯建立经济联系为主的对拉战略。部分拉美国家曾试图与中国建立政治意识形态关系，但中国从未积极回应，只专注于双方经济关系发展。实际上，中国政府以一种谨慎小心的姿态发展与拉美各国的关系，不仅刻意与意识形态兄弟国家（如委内瑞拉和古巴）保持距离，还在与玻利维亚的军事装备合作问题上小心翼翼，并主动放缓与委内瑞拉的能源合作，以及对古巴卡斯特罗改革的支持；另一方面，则主动示好一些中立国家，例如智利和秘鲁。

中国对拉美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能源业、矿业、农业、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在２００６年和智利、２０１１年和秘鲁、哥斯达黎加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其他政府间协议后，中国得以零关税向这些国家出口商品，同时通过上述国家向邻国出口商品，这对居于制造业上游的中国企业来说无疑更为有利。

２００８年，卡拉格·波泽坎斯基（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Ｐｏｒｚｅｃａｎｓｋｉ）指出，中国贸易每增长１％，拉美则８１增长１．２％。这是从贸易资金流向来分析的，也就是说，能源、原材料或农副产品的输出国获得了顺差，而工业品输出国则处于逆差。中国工业品抢先占有拉美市场，并对美国形成强有力的挑战。

近几年，中国已成为巴西、智利、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成为阿根廷、古巴、乌拉圭、哥伦比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中美洲地区，中国尽管与许多国家的贸易显著增长，但实际上仍以哥斯达黎加为主。总的来说，中国紧随美国之后成了拉美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且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美国成为第一。２０１２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访问智利期间，在拉美经委会发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目标：力争到２０１７年使中拉双边贸易额达到４０００亿美元，这是一个极具雄心的目标，不过如今看来似乎难以实现。

一直以来，中国都对拉美的自然资源表现出浓厚兴趣。拉美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非常重要。据估计，拉美的石油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１３．５％，但产量仅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６％，因此拉美的石油业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２０１０年，巴西对中国出口的８３．７％是自然资源（Ｔｏｒｏ，２０１３），这从侧面发映出中国对拉美的其他产品兴趣不大。不过，这一状况将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而有所改善，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将会不断上升，且政府补贴减少。对于拉美而言，应丰富输出产品的类型，除了原材料外，笔者认为食品将会成为拉美对中国出口的新元素。现今的中拉贸易交往中，国有企业非常活跃，鲜有民营企业的身影，这主要是因为双边贸易过度集中于自然资源领域。

总的来说，拉美国家在对中贸易问题上表现出两种情况：一是以智利、委内瑞拉和秘鲁等国为代表，是典型的自然资源输出国；另一种情况以阿根廷、巴西等国为代表，自然资源与加工制造业并行。前者在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而后者则在制造成本上受到中国制造的压制。例如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国家因自然资源匮乏且受到中国制造成本压制，导致出口产业发展举步维艰。巴西和阿根廷对国内制造业较为重视，两国政府也着手改善不良现状，尤其是巴西，该国在多个领域拥有领先技术。但实事求是地说，想在各个领域都投入高昂的研发费用绝非易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２００５年的调查：拉美地区科技创新投入约为２．６％，而美国为３７％，欧洲为２８．８％。

中拉双边贸易进程（１９５０－２０１５），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９０％的对拉投资都集中在自然资源开发领域（尤其在巴西、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石油冶炼方面获得了大量的中国投资）和贸易上（第一次高峰出现在２０１４年，约为１４０亿美元）。根据拉美经委会２０１０年的数据，中国投资存量约占外商总投资存量的１３％，约６５０亿美元。中国对石油和天然气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对矿产业的投资主要是在秘鲁和巴西；而制造业主要在巴西和墨西哥。２０１０年，中国资金大量涌入拉美，中国一跃成为拉美第三大外商投资存量国，仅次于美国和荷兰，投资存量占外商投资总存量的９％。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４年，中国企业对拉美的直接投资总量同比上升了１０６１．１亿美元，主要涉及能源、矿产、农业、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多个领域。２０１５年中国对拉美非金融直接投资流量为２１４．６亿美元，与２０１４年的１２８．５亿美元相比增长６７％。拉美也一跃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对象。中国政府承诺未来１０年内将对拉美直接投资达到２５００亿美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无疑是中国对外投资中仅次于亚洲地区的第二大目标区域。

此外，２０１５年９月，中国央行发布公告称，成立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首期投资规模为１００亿美元，主要投资于拉美地区矿产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产能合作等领域。中国对拉美提出的一揽子合作协议，理论上如有充足的资金付诸实际，不仅意味着中拉将成为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将直接推动拉美实现经济一体化。不过，鉴于中国政府之前有部分类似声明最终并未落实，外界对于中国政府的相关行动尚持观望态度。

中国在拉美投资遇到了不少问题，问题之一就是政商关系。拉美各国政府会要求中国企业雇佣当地劳工，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其二是环保问题。拉美国家有着相对完整的环保和劳工法律机制，这要求中国企业必须遵纪守法并融入当地社会。不少中国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受到上述问题的困扰，不过好在整体趋势向好。

中国对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投资目的主要有：开辟新市场以满足其国内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扩大现代化发展必须的自然资源来源渠道，为国内社会发展解决后顾之忧。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拉美的投资活动并未受“南南合作”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那些意识形态敌对国，中国政府也未表露出任何政治不满，甚至不拒绝与台湾当局有“邦交”的国家进行合作，例如尼加拉瓜，中国政府拟协助该国修建一条挑战美国地缘利益的运河。笔者认为，中国的行动标志着新兴经济体自主能力的恢复；尽管现阶段仍困难重重，但中国主动掀起一波发展浪潮，通过多元合作维持发展活力，以减少对世界超级经济体的依赖。由此，拉丁美洲对中国而言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关于中国的主权贷款问题。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１年，中国共借给拉美地区超过７５０亿美元；美国智库“泛美对话”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３年底，中国政府对拉美及加勒比地区主要国家放贷超过８７０亿美元。２０１０年，中国对拉美提供了约３７０亿美元的贷款，略多于国际各大金融组织对拉美贷款的总和。到２０１１年下降到１７５亿美元，２０１２年则进一步降至６８亿美元。中国提供的贷款大部分流向自然资源领域，少部分流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拉美国家时常用自然资源折抵的方式来偿还贷款。中国自２００８年起成为美洲开发银行的会员国，该组织的总部设在华盛顿，一直致力于管理和规范国家对拉美多边投资，也是拉美外商投资主要来源平台。该组织对中国贷款在拉美的合法合规运用起到了很好的监督规范作用。

中拉双边合作模式中有一点非常值得肯定，就是本着消除美元波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合作双方直接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允许两国企业在双边贸易中使用双边货币结算。２０１３年，中国和巴西签署了高达３００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该协议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中巴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并且推动了两国货币全球化结算的步伐。此外，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也对货币互换机制表现出极大兴趣，这与两国倡导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战略相呼应。

中国与拉美以及加勒比地区经济关系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双边经济的互补性。话虽如此，双边关系实际上既复杂又矛盾，因为中拉经济贸易存在不对称性，且拉美处于劣势。拉美各界在讨论中拉关系时，一方秉持着双边协商共同发展共同维护各自利益的观点，而另一方则会不断强调中国的威胁。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因为拉美历史证明，凡世界性超级大国（美国和欧洲）一旦进入拉美，总是试图对其进行核心－边缘模式统治。

细想如今构成中拉经济关系的核心要素，不得不说的是，中国在拉美扩张战略与１７至１８世纪时的世界大国有许多相似之处。那些反对声音也提醒我们去注意一些细节：中国通过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来大量换取拉美的大豆和豆油（阿根廷）、石油等初级产品，导致拉美出口出现了再第一产业化趋势，拉美政府和民众对中国商品发起了数次反倾销制裁和抗议（同样在阿根廷）。此外，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破坏生态环境，以及和土著社区关系恶劣等，对中拉而言都是一个严峻挑战。同时，拉美各界还担心中拉关系的实际发展会走向“非洲化”。

以前只在巴西的铁和大豆、智利的铜出口贸易中存在问题，如今蔓延至秘鲁和委内瑞拉。概括说，对中国原材料出口的依赖，影响到拉美经济多样化和稳定性，易受国际市场风吹草动的影响。此外，在某些领域，一些拉美国家已将中国视如巴西，认为中国制造和巴西制造一样，都是对当地制造业的最大威胁之一。

总体上来说，拉美地区可以从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中找寻自身在双边贸易中的不足之处。拉美各国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大多数处于逆差地位，只有委内瑞拉、巴西、智利和秘鲁是顺差。拉美对中贸易逆差的８５％来自墨西哥。中国和南美洲大陆的贸易基本平衡，这得益于智利、巴西以及委内瑞拉的贸易顺差，因为这些国家均已减少对中出口初级产品的数量。

中国已经成为拉美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对象国，这充分证明对中贸易对于当今的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何等重要。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４年，拉美地区对中进口发展缓慢，仅从２％增长到１７％；同时，对中出口仅从１％上升到９％。虽然存量小且发展不快，但拉美当时仍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因为在２０００年，拉美地区吸纳了中国对外出口产品总量的３％，并且拉美商品占了中国年进口总量的２％。而到２０１３年，上述数字分别上升到了６％和７％。

从平衡的观点来看，中拉贸易是不平衡的，拉美地区处于劣势。这种劣势账面上体现为贸易逆差，实际则体现为进出口商品价值。比起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拉美对中国甚少出口加工品。从商品本身看，品种较为单一集中；从进出口企业看，进入中国市场的拉美中小型企业屈指可数（所幸在近几年，情况有所好转）；最后，从社会效益看，经济对社会的溢出效应不足，换句话说，拉美企业的员工待遇和社会福利不如中国。

三、政治关系和政权交替：以阿根廷为例

现代国际政治联系的加强和多极世界政治观被普遍认同，得益于世界各国秉持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和远离所谓救世主的观念。虽然中国政府从未向拉美输出政治模式，且尊重不同政体，从不干涉各国内政，但这不代表中国对拉美政局稳定漠不关心。事实上，对中国的核心挑战之一就是在拉美各国政权交替中如何保持中拉和谐外交关系得以延续。中国虽然对拉美采取实用主义政策，不涉及意识形态，但拉美左翼或中左翼政府执政的国家还是主动承诺加强对中关系。不过，从阿根廷或委内瑞拉的选举预期结果来看，中国政府与拉美左翼的蜜月期即将结束，２０１６年之后的厄瓜多尔、巴西和玻利维亚，已经或将要发生新一轮的政局变化。

首先，中国未来在拉美的存在，一部分取决于其与保守派或中右翼派政府的关系，其次取决于左派执政国家政权更迭的影响。对于左翼政府执政的国家来说，他们倾向于与中国发生意识形态和建立地缘政治联系。尽管这与中国政府进入拉美的初衷不符，但是纷乱的政权交替局势会让实际情形有着更多的可能性。

以阿根廷为例（２０１５年，爱德华多马克里接替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出任总统），在克里斯蒂娜执政期间阿根廷从中国获得很多投资。例如，中海油在阿根廷完成一系列收购并购后，一跃成为阿根廷国内第二大石油公司，仅次于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２０１０年中海油持股的布里达斯公司以７０亿美元收购泛美能源６０％股权。２０１１年２月，泛美能源又用８０亿美元收购了阿根廷埃索石油公司１００％的股权。

此外，中国和阿根廷还签订了大量投资和贷款协议。２０１４年６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阿根廷期间，两国政府签署了１７项涉及不同领域的协议，其中有５项与经济有关。其中之一是中国向阿根廷提供４７亿美元资金用于修建水电站（基什内尔－塞佩里克水电站，位于圣塔克鲁斯），投资２１亿美元用于改造阿根廷铁路运输系统，还斥资４．２３亿美元协助阿根廷建造１１艘船只。此外，中国还为阿根廷提供贷款修建阿图查三号机组的重水堆核电站。

基什内尔－塞佩里克水电站是阿根廷最大的水电工程项目，是阿根廷历史上最大的工程项目，这也是中国在世界最大的一笔投资。据估计，这笔投资在未来５年将会超过４０亿美元，工程项目将会为阿根廷提供超过６０００个直接就业岗位，以及１００００到１２０００个间接就业岗位，同时有１５０名中国工程师将参与其中。该项目是中阿战略合作全面开启的重要标志，未来五年半的时间里，项目还会不断完善，建成后阿根廷全国发电量将提升３％～５％，水力发电量将提升１５％。可以预见，未来２０年中阿能源合作将会愈发紧密。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阿根廷国会通过了中国在阿根廷内乌肯省设立深空站的合作协议，该项目是中国探月计划的一部分。根据阿根廷国家航天活动委员会和中国卫星发射监控系统部签署的协议，内乌肯省提供约２００公顷土地用于深空站的建造，阿根廷国家航天委员会将会获得卫星天线１０％使用权，即有权在卫星天线的可用时间内进行自己的项目，该协议为期５０年。

２０１５年２月，时任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访问中国，期间中阿双方签署了１５项协议，涉及不同领域。其中之一是中国政府为在阿的中资企业提供贷款，用于当地投资和打开市场。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国代表团和阿根廷代表团在Ｇ２０峰会会晤，并签署核电站合作协议。协议规定中方出资约１５０亿美元为阿根廷修建两座核电站，投资总额的８５％由中国政府提供。

显而易见，中阿两国在克里斯蒂娜执政期间相处融洽。但是，马克里执政时期，阿根廷政府曾在２０１５年突然宣布取消资本管制，允许汇率自由浮动，同时阿根廷央行将３１亿美元的人民币储备换成美元，以期获得更好的流动性。阿根廷新政府的这一决定直接影响到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但中国政府没有对此提出异议。不过，在此之后，阿根廷好像突然意识到人民币对于阿根廷国内金融稳定的重要性，且人民币在全球地位得到提升，阿根廷新任驻华大使迭戈·盖拉尔主动对华示好称：“阿根廷未来将努力扩大两国货币互换。”

在能源合作方面，中阿两国签署协议在圣塔克鲁斯省修建了二个水电站，以及在里奥哈省修建一个风电站。马克里总统上任不久发表的一番关于阻止水电站大坝建设的言论让阿根廷国内炸开了锅，停工的消息让圣塔克鲁斯省政府第一时间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他们对工人和外商投资的未来表示担忧。不过，中国对阿根廷铁路的投资进展良好，并且有扩大的趋势。内乌肯空间站涉及军事用途的争论，在经过两国政府再次协商签署附加条款后已经逐渐平息。总的来说，经历了政权更迭的初期风波后，阿中两国似乎已经找到了平衡点使双边关系步入正常轨道，但是仍遗留了部分矛盾有待解决。

在与拉美各国的未来关系中，中国应更担心与委内瑞拉的未来。在委内瑞拉，反对党在国民大会中获胜搅动了委国内政局。委内瑞拉执政党秉承的玻利瓦尔主义一向亲中，也在中国国内为人熟知。中国政府曾试图推动委国内两党和谈，不过现今看来和谈几无可能。总统马杜罗的执政任期到２０１９年，但如果发对党在国民大会中发动罢免投票并取得多数的话，他的任期随时可能结束。中国与委内瑞拉现政府之间达成了包括石油在内的多项投资协议，一旦委内瑞拉发生政权更迭，其形势将比阿根廷更为复杂。

总的来说，中国在中拉双边关系上已经与巴西、墨西哥、秘鲁、智利、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建立了一系列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中国还是太平洋联盟的观察员国，并且与南方共同市场保持着全面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中国还与加勒比地区共同成立了经贸合作论坛，并逐步参与到加勒比区域组织活动中。从各方面情况看，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活动仍以经济为主。未来几年，中国这种分区域并进、双边和多边平台并重的战略，将会面临多重考验。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二届峰会（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８、２９日，哈瓦那）通过并同意在同年召开中国与拉美及加勒比共同体之间的区域合作论坛（简称“中国－拉共体论坛”）。中国曾倡导建立一个“市场机制和全面合作平台”模式，然后进一步推动“命运共同体”的建立。该模式在世界其他地缘政治体中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非洲国家之间、葡语国家之间、海湾国家之间。同时该模式也在近几年创造出各式各样的论坛：农业部长论坛、青少年论坛、智库论坛以及中国－拉共体“扩大的三驾马车”外长对话等，还有一些各行业组织的企业峰会等。双边交流的日渐成熟也为双边企业合作奠定了理解互信的基础，一体化合作框架也整合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为中国企业进入拉美提供便利；同时，对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而言，也无疑直接推动了其自身的一体化发展。

中国－拉共体论坛致力于创造一个全面、互补、平衡的双边关系，创造一个可供双边企业交互的机制，促进双边物质与思想合作，并与南南合作遥相呼应，为两极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交流提供平台。

中国－拉共同体论坛的建立意味着双边在理解互信上有了质的飞跃。脱离传统的“国家对国家”的对话模式，通过区域或次区域论坛的方式建立起“集团对集团”的新型模式，中国无疑起到了“领导者”的作用。２０１２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访问拉美经委会时就倡议中国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之间建立大陆性对话机制，中国政府更是将这一倡导写入《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９）》之中。

四、“一个中国”原则对拉美及加勒比国家的特殊性

在２００８年发布的《中国对拉美及加勒比国家政策文件》第四条中，中国对“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具体详述。目前，中国政府同拉美及加勒比地区３３国中的２１个建立了外交关系。

早期与台湾当局“建交”的拉美国家只有哥斯达黎加在２００７年改弦更张。台湾当局在南美洲只有一个“邦交国”（巴拉圭），而在中美及加勒比地区有十一个。２００５年，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签署了“三通”协议，两岸关系破冰。２００８年国民党上台“执政”以后，两岸敌对情绪得以缓和。之前在台湾当局“金钱外交”的作用下，中国与加勒比地区国家只有贸易关系，这一情况随着两岸关系回暖而有所改变。

不过，２０１６年１月台湾民进党再次击败国民党“执政”台湾，两岸关系也面临新一轮变化。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布局，中国台湾及南亚地区成为美国“再平衡”的重心，以及台湾新任领导人就职后提出“新南向政策”，拒绝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主张对外经济格局多元性，这将告别以往过于依赖单一市场的状况。其实，所谓“新南向”并不新，只是一个久违的政策名词，因民进党重新上台再次走进舆论视线。

目前，中国与加勒比地区各国关系日益密切（其中包括那些台湾当局的“邦交国”）；海峡两岸的外交休兵，无疑让这些国家有了更多的外交自决权。笔者认为，台湾方面在世界舞台上主动挑战中国大陆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例如２０１６年３月，就在民进党上台之前，中国政府与冈比亚恢复了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在这个时间节点宣布与台湾当局的“非洲盟友”复交，显然是对蔡英文当局的警告。

五、中国会成为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威胁吗

首先从文化和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对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并不是一个威胁。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活跃仅是为了提升双边贸易和投资，当然还有承载起传统文化对外输出的孔子学院。有人将孔子学院视为中国“殖民文化”载体并将威胁到拉美民族认同，笔者认为实在是过分夸大了。相反，比起世界其他地区，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孔子学院的数量明显偏少，双边应在这个问题上加强合作。

中国政府从未自诩为“世界救世主”（因为中国有过被殖民入侵的历史），而拉美国家也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感兴趣（例如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和古巴等效仿中国设立经济特区）。

对中国而言，理解互信是对拉关系发展的最大难题，其根源在于彼此不太理解对方的民族特性。因此，中国政府需要激励拉美民众到中国去，并推动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项目，以消除误解和偏见；双方学界和政界日益频繁的交往和互动，也会对拉美下一代产生积极影响。

总的来看，中国已经成为拉美地区一些重要国家（巴西、智利、阿根廷、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的重要合作伙伴，这打破了美国在拉美地区长达一个世纪的垄断主导地位。同时要注意的是，尽管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有衰落迹象，但中国政府仍保持与其发展关系。

近几年中国对拉美投资加速流向基础设施领域，如投资巴西电网建设和智利光伏产业，以及参与阿根廷、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乌拉圭的能源、港口、铁路、桥梁等工程项目建设。中国的投资彻底改善了拉美地区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为拉美未来的经济增长扫除了障碍。中国通过投资提升了自身在拉美的影响力，同时也提升了拉美的投资吸引力。

中国对拉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参与，将完全改变该地区的经济和政治格局。其中之一是开辟联通太平洋与大西洋的航道，即投资约４００亿美元、预计耗时多年、长度约为巴拿马运河两倍的尼加拉瓜运河项目。这项巨大的基础设施工程，将大大加强中国在拉美的地位。玻利维亚希望中国、巴西、秘鲁三国合资的两洋铁路能从其境内通过，该路段总长约１５００公里，耗资约１００亿美元。这样玻利维亚就可以将农产品从陆路途经巴西抵达秘鲁的港口销往中国，这比经由智利水路来运送距离更短且成本更低。

与此同时，中国特别重视秘鲁，秘鲁在两洋互联互通及南美洲地缘格局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通过秘鲁可以构建起与拉美大陆几个“地缘政治群岛”之间的联系：加勒比、安得列斯、大西洋和亚马逊。秘鲁拥有足够的潜力作为区域或次区域与中国贸易的中转地和贸易枢纽。

综上所述，亚洲大陆与美洲大陆一体化和互联互通程度将得以深化。在中非合作论坛上提出的“北京共识”，倡导开辟一条连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直航线路，并充分发挥“第三大陆”（亚洲大陆在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互联中的辐射效应。该计划如得以实施，将是对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的完美补充和延伸，将进一步完善中亚和南亚的新经济走廊，将会催生新的世界地缘政治形势。

谈及安全问题，随着中拉关系的发展，拉美各国的安全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全新的热点（拉美各国与古巴的关系得以巩固）。笔者认为，此时此刻对这个问题无需过度关注。此外，从２００６年起，中国和美国一直就拉美问题（包括安全问题）保持双边会谈，中美两国一直就各自在拉美的活动进行坦诚沟通以避免摩擦。

有学者认为拉美已变为中国的“后院”，对此说法笔者认为不仅毫无根据而且夸大其词。要知道，美国在中国之前就已经是拉美最大的合作伙伴，且地位稳固。对拉美来说，美国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地理和地缘政治优势。美国是拉美大部分国家最重要的军事盟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投资国和技术来源国。可以说，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挑战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美国政治精英需要维持拉美裔公民的支持，综合内外因素考虑，美国都无可能降低其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

中国发展对拉美关系无需排斥任何人，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韩国和印度等。

总而言之，中国政府并不打算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事实上，中国一直拒绝加入委内瑞拉倡导的反美联盟，并公开表示不会配合任何性质联盟来反对第三方。中国在拉美的兴趣只在贸易上（Ｒíｏｓ，２０１２）。而且，中国只倾向于倡导以独立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世界多极化。

六、中国经济发展的拐点

近几年，中国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贸易总额受到世界经济和原材料价格下滑的影响。可以说，当今的世界正值一个拐点。中国对自身产业进行的结构性改革成效在拉美地区初显，经济减速是改变旧经济模式结构、建立新型经济模式的好时机。在此背景下，中国对拉美的战略可概括为“１＋３＋６”。“１”是一个规划，即《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９）》；“３”是三大引擎，即贸易、投资、金融合作；“６”是六大领域，即

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笔者认为，拐点的关键在于中国新产业模式的建立，这需要中国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来完善补充。

除了会产生一部分无法避免的损失外，如今确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投资重心转移的好时机。这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９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江时学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中表示：“随着双边贸易的发展，双方的经贸关系会进一步多元化，贸易的重要性下降，投资的重要性会不断凸显。”

事实上，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已经给高速发展的世界经济来了一个急刹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对世界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形势并不乐观。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说到：世界经济危机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国际市场上的金属、能源和食品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反弹将不及预期：投资大宗商品的回报预期也将随之趋降；初步估计，世界经济危机至少将持续到２０２０年；大宗商品繁荣时代的结束提醒我们，将经济发展长期建立在自然资源上是不可取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建立在多样化的基础之上。

中国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贸易量出现下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双边贸易增长回落，主要是因为拉美出口中国的产品价格大幅下降（约１０％）。２０１４年，拉美对中国出口下跌比率，比对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都要高许多（其他地区下降约２％）。并非是中国经济减速直接导致了拉美的经济危机，实际上这是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必然结果。总之，中国对原材料需求的下降以及世界经济衰退，导致了拉美经济陷入如今的局面。

如果在中国进入拉美伊始，拉美对中国出口增长并不只依赖于低附加值产品，如今的局面应该不至于此。不过，如今中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旨在淘汰部分产能过剩的生产部门。如果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国家有能力组织调整自身产业结构与中国互补对接，再有中国对拉美基础设施建设的不遗余力，双边合作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代。拉美各国应自我调整以适应中国投资对不同产业的选择，而中国也非常希望能通过多样化投资激活拉美市场。中国政府有着世界公认的决定力和行动力，需要担心的倒是拉美国家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能力配合其相应的行动。

七、结语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对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经济繁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奥坎波（Ｏｃａｍｐｏ，２０１５）指出：“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１３年这１０年间，拉美无论在经济还是社会其他方面都发展迅速。”他还指出，“拉美经济在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８年中期这段时间里，平均增长率为５．２％。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期间，政府债务余额相当于ＧＤＰ比重的２８．６％，到２００８年下降为５．７％。”“赤贫人口从１９８０年的１９％下降到２０１２年的１１％，贫困人口则从４０％降到２８％。”可以说，拉美已逐步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的危机中走出来了。此外，尽管拉美仍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但是在中拉贸易繁荣时期，拉美的中产阶级得以壮大，从２３％扩大到了３４％。这些漂亮的经济数据，得益于中国的需求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

上述各个时期，拉美各国政府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仅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和社会动员，还彻底摆脱了陈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不过，再第一产业化是当前中拉经济合作模式最大的隐患，双边贸易的平衡可以向产业互补方向努力，当前拉美对中国大宗商品的需求依赖过大。

中国处于现代化发展初级阶段，对拉美地区的贸易和投资不应只局限于原材料，而应从长远考虑，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建立起良性的交互圈子。中拉双方应致力于构筑产品多样性和互补性，拉美各国则应避免同类产品出口竞争。此外，中国应给予拉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尽可能多的支持，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企业在拉美的国际化步伐，同时也有利于双边更进一步的交流，以及拉美区域一体化进程。

笔者认为，中拉贸易增长将会减速，但致力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市场的需求极具潜力。

社会城镇化将加速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的提高，这无疑会刺激旅游业和需要更多的进口商品。不过城镇化居民更多的需求是高附加值产品，这要求拉美出口产业需要进行同步转型。

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发展与中国的关系，需要新思路，注入新内涵，避免走入如过往与欧美合作时的死胡同。中拉双方需要共同建立新模式。中国通过诸如尼加拉瓜运河、跨亚马逊丛林铁路等项目，向拉美展示了其对于双边未来发展的信心与雄心；而拉美则应进一步完善工业化，提升贸易产品的附加值，并加快区域一体化步伐。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访问巴西时，为中国、巴西、拉美三方产能合作提出了规划，即共建物流、电力、信息三通道，这为南南合作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对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来说，需要付出特别努力来把握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这不仅需要各国政府强化自身的政治能力、行政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还需要教育、科研和创新的支持。上述几点缺一不可。最后，还要辅以耐心和毅力。

中国市场很大，竞争也非常激烈。拉美及加勒比各国不仅要克服空间地理和文化差异，还应注重产品多样性，让自身的输出品在双边贸易中拥有品质优势。这就要求对产业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造。拉美想要扭转当前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和不对称形势，需要采取出口多样化措施，给予产品科技创新以及跨国企业更多的支持。

总结这么多年的发展经验，结合区域及国际形势，拉美经济模式的当务之急是进行产业升级。政府应鼓励和支持产业部门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过去的原材料出口向设计制造业转型，摆脱对低附加值产品矿物和能源的出口依赖。同时，政府应激励和推动社会科技创新。

而中国政府应时刻注意，拉美地区政治和经济发展历来纷争不断，而且多次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对市场的自由化有着盲目崇拜。中国的实用主义则强调政府、社会、私人共同协作，发展需要意识形态、政策干预、社会动员、环境保护并行。中拉双方发展历程的差异、民族特性的差异，也均不可忽视。中国对许多拉美国家的法律、制度和习惯不适应，概源于此；反之亦然。

从国际战略层面来看，中国帮助拉美实现一体化，实际上也是在国际新秩序舞台上赢得一位重要盟友。中拉结盟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双方通过经济合作来进一步实现区域间相互扶持、相互信赖和相互理解。现行模式仍不足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双边关系。中国－拉共体合作论坛可以推动形成共同利益，共商平衡那些传统霸权的标准和行动；论坛不只是为了促使霸权轮流转，而是要提供对霸权的选择。

 原文发表在《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3卷第2期，18-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