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埃杜阿多·丹尼尔·奥维多 著 蓝博 译
摘要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积极发展与拉美国家的双边互访交流、扩展与拉美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对话平台等措施，保持着与拉美各国以及主要的一体化组织之间的密切外交关系。随着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领域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强国战略已初露端倪。中国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各国将建立并持续深化“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政治话语建立在“和平”与“发展”这两个主题之上，并融入了前瞻性、全面性和务实性三个基本元素。当代中国实行强国政治，通过双边贸易、国际贷款以及将双边合作关系提升至“全面”等一系列举措，促使拉美各国政府更加重视与中国的关系，推动中拉合作的进一步加强，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和平崛起。推动中拉关系持续发展的首先是双边贸易，双方需求以贸易关系发展为前提，带动政治和文化关系的发展。拉美及加勒比地区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长期处于不对等状态，尽管中国方面致力于实现平等互惠，但生产力的差异不断放大了双边贸易的不平等关系，从而使核心－边缘模式在中拉关系中越发明显。
一、中国政治话语的更新和拉美的反应
从１９８２年起，中国外交政策开始发生转变，一般外交辞令中开始不再出现带有毛泽东时代的一些意识形态术语，而演变为围绕“和平”与“发展”两个核心主题的政治话语。中国对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政治话语，核心思想就是建立在这两个主题之上的宏观政治方针，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前瞻性、全面性和务实性三个基本元素。中国政治话语通常用标准汉语直接表述，笔者认为，应当先翻译成西班牙语，然后以融合个人魅力、标题主义、积极态度、形态化意识的方式呈现给拉美地区民众，这样做的好处是：进一步将中国的大国形象具体化，以便使中国在未来与拉美地区各国的交往中占据有利位置。例如：有利于产生积极的政治共识和有利于巩固中国在双边贸易关系中的“中心－外围”模式。中国政治话语中的“发展”、“互补”、“多元化”、“共识”、“南南合作”等词汇，均是能对中国和平扩张战略产生积极影响的词语。
上述词语，均是经由中国外交学者精心挑选，鲜明反映出中国在其崛起的历程中，对其与拉美地区各国进行政治发展和经济合作的战略目标的重视程度，中国政府会根据拉美地区各国对其战略接受的程度，划分合作关系的层次；这一思想在“战略伙伴关系”一词的使用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中国对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政治话语的核心词语，显示出非常不错的成效。在此基础上，新的政治话语继续深化，将“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与中国建交的２１个拉美国家中，有５个为“全面战略伙伴”，２个为“战略伙伴”。２０１２年，中国与巴西开始由１９９３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紧接着在２０１３年，中国与墨西哥、秘鲁的关系也发展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年后，同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发展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２０１５年１月与厄瓜多尔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政府提升双边合作关系至“全面”，应该仅是为了与“战略伙伴关系”一词进行区分。此外，“战略伙伴关系”一词首创于１９９３年，对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而言有些“过时”。中国第五代领导实行强国政治，通过双边贸易、国际贷款以及将双边合作关系提升至“全面”等一系列举措，让拉美各国政府前所未有地重视对中关系，也让双方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并逐步开始涉及之前空白的领域。
在对待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上，“战略伙伴关系”一词是中国强国政治话语的核心。其目的，是要通过“伙伴关系”一词来区别于欧洲对待拉美的殖民政策和美国的霸权政策，展示不一样的强国政策和形象。如果中国想影响和控制拉美及加勒比地区，需要探索出一套新的模式，因为欧美过往的经验是非常不可取的。到目前为止，尽管中国竭力想改变世界秩序并实现“中式和平”（ＰａｘＳíｎｉｃａ），但实际上，中国政府并不清楚这条道路该如何走下去。中国在寻求和摸索中前进，其政治话语就是其未来行动的路线图，紧紧围绕国家和平崛起的理念。
中国对拉美的政治话语中有一个特例———古巴。实际上，如果非要定义中古关系的特点，那就是“战略需要”。上个世纪８０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以及美国的经济封锁，古巴一直被排除在现代国际体系之外。之后，古巴通过引进中国在拉美其他国家遭到反倾销的商品，不但维持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所需，拯救了低迷的国内市场，而且更主要的是，通过主动示好，与中国结为战略同盟，避免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被完全孤立的危险。也正因为这两个因素，让古巴的外交一直非常依赖中国。直至２０１５年１月份，美古关系的破冰才使两国关系有望在不久的未来步入正常化。不难预见，今后的古巴将拥有更多的国际自由权，未来古巴的
外交政策中的“中国标签”会逐渐弱化，中古关系也将会经历一个自然性的转变。
抛开中古美之间的三边地缘政治博弈，从中古两国的外交关系与中国政治话语的规则考量，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中古两国之间至今尚未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出访哈瓦那时，用了三个“好”概括了中古关系：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笔者认为，中古外交话语中有关战略关系的遗漏是有意为之，原因是为了不刺激美国敏感的神经；除此之外，从演说的技术角度上来说，中国与古巴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理论上拥有着远比战略关系更亲密的兄弟般的情谊。
随着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领域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强国战略已初露端倪，“战略关系”的层次分明以及各种外交措辞不断丰富，更是为这一战略添砖加瓦。由于对双边贸易和中国贷款的依赖，拉美各国对中国的强国战略和合作关系的分层策略，只能被动“接受”，中拉双边外交的主动权可以说完全掌握在中国手中。以前的情况是：拉美对中国说：“我拿大宗商品和你换东西”；而现在，中国则是对拉美说：“我拿战略关系换你的东西”。换句话说，拉中关系受“行为主义”或者说是“刺激－反应”模式的主导。以下六点，可体现拉美在与中国的交往过程中明显受到该模式的控制和影响：
１．拉美国家与中国签署国际性文件的情况。例如，在双方元首互访期间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可以看出受行为主义的影响；还有在经济领域，拉美常与中国签订一些明显带有单边垄断性质的双边贸易协议。
２．拉美面对中国国内敏感问题实行“静默外交”（ｌａ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ｉａｓｉｌｅｎｃｉａ）。例如：人权问题和公民权利问题，群体性事件问题，以及少数民族问题等。
３．拉美接受中国传播的外交理念：中国和拉美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相似，彼此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以经济交往推动政治等多领域的合作是中国拉美双方的现实需要。
４．在双边贸易关系中，拉美接受核心－边缘模式。
５．拉美接受中国的“软实力”外交政策，允许增设孔子学院和普及汉语教育。例如，２０１４年，在美国抵制并关闭孔子学院的背景下，巴西与中国签署了《关于巴西联邦大学增设孔子学院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巴西汉语教学的谅解备忘录》。
６．对中国移民采取灵活性政策。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政治话语本质上属于强国政治话语，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和平崛起。与西方国家的崛起往往带给世界战争、侵略、干涉、破坏等有所不同，中国向世界传递的是自信、统一、合作与平等。
二、核心－边缘模式的巩固
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将来，推动中拉关系持续发展的首先是双边贸易。双方需求以贸易关系发展为前提，带动政治和文化关系的发展。对此，曾有不少拉美学者过分夸大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主观臆断地定论：从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拉美一直被中国政府凭借拥有众多人口的经济市场牵着鼻子走。
将拉美地区的出口结构与中国的制造体系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双边贸易１０年中，中国和拉美谁是赢家和输家。中拉贸易平衡与否，最重要的一个参数是外汇收支情况，一个国家一旦开始用外汇购买另外一个国家产品或出口商品的时候，双边贸易的平衡性即被打破。
在这一点上，拉美及加勒比地区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一直处于不对等状态。其原因是尽管中国方面一再声明平等互惠是中拉贸易的基本原则，但生产力的差异不断放大了双边贸易的不平等关系，从而使核心－边缘模式在中拉关系中越发明显。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位居世界第二，而拉美地区，除了巴西位列世界第七外，其余大部分国家的经济都处于中等或不发达水平。对此，像萨米尔·阿明（ＳａｍｉｒＡｍｉｎ）和劳尔·普雷维什（ＲａúｌＰｒｅｂｉｓｃｈ）这类依旧将“核心－边缘模式”当成是“不平等贸易模式”的学者，必然会对当前的中拉贸易关系多有微词。
中拉贸易的不对称性及核心－边缘模式的核心，是大豆、铜、石油、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对拉美各国有利，因为这样就可以交换或购买到更多中国制造的商品，反之则购买力下降。因此，在中拉贸易过程中，中国毫无疑问是最大的赢家。中国通过对拉美地区进口大量原材料和出口高附加值产品，使得拉美地区的出口产业结构逐渐转变为服务于中国制造。在拉美地区，智利和巴西是与中国贸易的赢家。在近十年，两国分别获利４５０亿和３７０亿美元。
拉美对中贸易逆差最大的是墨西哥。在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４年，墨西哥外汇流出超过３８４０亿美元，其三大原因，一是进出口结构外向化，二是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ＮＡＦＴＡ），第三就是与中国的贸易多为产业内交易。在南美，阿根廷对中贸易逆差达２２０亿美元。此外，玻利维亚和乌拉圭，尽管逆差数额偏小，但也未能成为对中贸易的赢家。这样的结果，原因显而易见：南美地区国家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是粮食。
与中国双边贸易的不平等和不对称，短期内难以有所改变，因为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各国对来自中国高附加值商品的需求依旧旺盛。拉美需要完成现代化进程才能摆脱这个现状。但是，如果拉美加快实现现代化进程，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与中国的产业形成冲突，比如中墨的产业内竞争。事实上，拉美地区也有部分国家通过与中国的大宗商品贸易获取顺差，用于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实现。但这些通过大宗商品换取资金的现代化推进模式，受制于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当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时，国家经济会遭受到空前的打击。例如，在全球石油价格大幅下跌的背景下，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的经济遭受到重大影响。从传统的经济学视角来看，中国从拉美购买大量的原材料除了满足其国内市场需求外，也会刺激和带动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中国对拉美的投资
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自２００５年起的１０年间，中国对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直接投资（ＩＥＤ）持续增长。增长速度在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有所回落，在２００９年恢复增长势头，到２０１１年到达峰值。２０１２年骤然下跌了４８．３％，回落到２００５年的水准；２０１２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回流到亚洲地区，应该说大部分流到了香港。
中国对拉美的投资有三种模式：第一，通过避税天堂投资；第二，对外直接投资；第三，向对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有重要影响的非拉美及加勒比国家或者区域进行投资。除上述三种投资模式外，还有两种贷款模式：货币互换协议（Ｓｗａｐｄｅｍｏｎｅ－ｄａ）和双方政府签署协议；中国提供的贷款定向用于购买某些大宗商品，或者是定向用于政府或者政府下属机构的大型项目建设。
第一种模式，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的大部分资金都流入了避税港。开曼群岛和维尔京群岛在五年时间里，年平均接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资金的９５％，２０１０年底，累计获得总投资资金的９２％，但在２０１２年却突然下跌到４９％，这样的情形与１０年前的巴哈马十分相似，到２００９年，中国彻底停止了向巴哈马投入资金。这说明，资金有了更好的去处，例如香港，２０１２年，中国内地投入香港的资金占投入亚洲地区总资金的７９．１％，占投入全球资金的５７．６％。不过，形势在２０１３年有所缓解，流入维京群岛和开发开曼群岛的资金又恢复到正８６．９％。
第二种模式，对外直接投资（ＩＥＤ）。穆萨（Ｍｏｏｓａ）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一个国家的居民（资源国家）为了获得资产的所有权而在另一个国家（东道国）控制生产、分配等过程。”从穆萨的定义来看，中国对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直接投资由来已久，其中，中国商人的小额投资最具代表性。但从整体上看，这类投资金额太小，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影响微乎其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投资也属于穆萨阐述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
第三种模式，向对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有重要影响的非拉美及加勒比国家或者区域进行投资。在这一类型投资中，最重要的案例是中粮集团（ＣＯＦＣＯ）的两起并购，该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粮食公司。２０１４年，中粮收购了荷兰农产品及大宗商品贸易集团尼德拉（Ｎｉｄｅｒａ）５１％的股权。另外，中粮还收购来宝集团（ＮｏｂｌｅＧｒａｉｎ）旗下来宝农业５１％的股权，成立持股比例为５１／４９的合资公司。来宝农业具有纵向一体化和完整产业链的商业模式，是一家业务覆盖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中国等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资产网络的跨国企业。在阿根廷，中粮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粮食加工方面，来宝农业和尼德拉公司一起共占阿根廷国内粮食年加工总量的６．７％，日加工量２０５００吨，这个数字与路易达孚相同，仅次于日产量为２６２００吨的嘉吉公司。
关于两种特殊形式的贷款，第一种形式就是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中央银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该协议将使两国外汇储备的流动性趋于稳定，避免因外汇不足或是汇率变动造成金融风险，同时降低了融资成本。２００９年，中国央行和阿根廷中央银行签署了第一份货币互换框架协议，但最终没有实行。新的货币互换协议于２０１４年习近平访问阿根廷期间签订，总金额达到１１０亿美元，有效期为３年，这个数额相当阿根廷目前外汇储备的１／３。截至２０１５年１月，已兑现了约４０亿美元。再来看另外一个国家。委内瑞拉对中国２５０亿美元债务违约，中国政府对委内瑞拉政府的后继偿还能力持怀疑态度，因此，中国政府要求委内瑞拉政府用委内瑞拉圭亚那矿业集团（简称：ＣＶＧ）作为抵押。此外，厄瓜多尔也将用石油抵偿中国的债务。２０１３年，中国与巴西之间也签署了一份规模为１９００亿人民币（约合６００亿巴西雷亚尔）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因此，在货币互换上，中国战略无疑全面覆盖了拉美各个国家。中国在稳定协议合作国的国家货币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在这些国家中的作用相类似，这会加剧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国家对中国资金的依赖性。
第二种贷款方式即由双方政府签署协议，中国提供的贷款定向用于购买某种大宗商品或者是定向用于政府或者政府下属机构的大型项目建设。这种方式对拉美基础设施的发展至关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铁路外交”。例如：从阿根廷大量进口铁轨所需的材料，以及联手巴西、秘鲁两国共同建设横贯南美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洋铁路项目。
在习近平主席出访巴西时，巴西总统罗塞夫（ＤｉｌｍａＲｏｕｓｓｅｆｆ）表示非常希望三国铁路建设工作组尽快成立。秘鲁总统乌马拉（Ｈｕｍａｌａ）也表示，秘鲁作为工作组成员之一，有意愿同中巴共同建设好两洋铁路。工作组的成员是中巴秘三国。此外，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ＥｖｏＭｏｒａｌｅｓ）在联合国与习近平主席会谈后，对外界表示，玻利维亚已经向中国提供了足够的信息，证明从巴西边界到秘鲁港口的铁路，途经玻利维亚才是投资最少、距离最短、速度最快的路线。
四、频繁的政治互动和外交互访
２０１４年，中国对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外交政策主要围绕三个主线。第一是双边关系，习近平对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进行了国事访问，以及与太平洋联盟成员国领导人频繁互动。第二是多边关系，中国开始重视发展与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ＣＥＬＡＣ）的新关系。第三是“外交休兵”，中国大陆方面将会继续坚持之前与中国台湾地区达成的两岸在拉美地区“外交休兵”的政策。
（一）习近平主席出访拉美
２０１４年７月，习近平出席在巴西福塔莱斯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对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四国进行国事访问后，出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并会见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秘鲁总统奥扬塔·乌马拉和智利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
在中巴建交４０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出席了多项双边协议签署现场，其中值得一提的有：中巴两国政府防务合作协定；关于简化商务人员签证手续的协议；关于贸易统计协调小组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６年工作计划。两国相关部委还联合签署了一些系列合作协议。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８日，习近平主席到访阿根廷，访阿期间，两国发表了《中阿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将２００４年中阿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还亲临《共同行动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８）》等多项文件的签署现场。
在两国所签署的协议中，有三项协议引发了阿根廷国内广泛的争议。其中《中阿经济和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第五章，阿根廷政府对中国投资给予额外的保护条件招致争议。阿根廷政府表示：“政府将专门成立一个部门，公平、公正、公开地对中国投资方案与其他国家所提的方案进行评估，确保国内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受损害。”颇有争议的中国投资方案有中国在阿根廷南部内乌肯省投资建立卫星跟踪站，阿根廷一些反对派代表
认为，这一卫星跟踪站有可能将被用于军事用途，并对它享受５０年免税优惠提出质疑。中阿货币交换协议也遭到了一些质疑，有媒体表示，该协议使得阿根廷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虚增，并带来大量外债，对于急需硬货币支持的阿根廷央行，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
离开阿根廷后，习近平到访委内瑞拉和古巴，他与尼古拉斯·马杜罗出席了超过３０项双边合作协议的签署。期间，习近平还出席了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古巴，习近平同劳尔·卡斯特罗进行了会谈，之后探望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并接受了“何塞·马蒂”勋章。中国与古巴签订了２９项双边协议。
（二）中国与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的关系
中国与太平洋联盟成员国间（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以及秘鲁）保持着高层交往和政策对话。２０１４年３月，习近平主席特使、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出席了智利米歇尔·巴切莱特总统就职仪式。２０１４年６月，智利特使、前总统爱德华·弗雷为亚太地区事务访华。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６日，习近平主席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米歇尔·巴切莱特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第一次会晤。当年１１月，米歇尔·巴切莱特总统应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ＡＰＥＣ），峰会期间，她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第二次会晤。巴切莱特表示，希望中智携手合作积极推动黑水隧道建设项目，此隧道是穿越安第斯山脉连接智利科金波大区（Ｃｏｑｕｉｍｂｏ）与阿根廷圣胡安省（ＳａｎＪｕａｎ）的一条跨国隧道。
上文曾提到，在中国与智利的贸易关系中，智利一直是贸易顺差，但智利政府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台新措施刺激中智双边贸易了。最早要追溯到２００５年，中智签署自贸协定；２００８年，中智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关于服务贸易的补充协定；２０１２年，双方就中智自由贸易协定关于投资的补充协定达成一致；２０１５年，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建设银行智利分行担任智利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这对中国在智利的直接投资是一个重大利好。２０１５年，恰逢中智建交４５周年，两国元首均表示，在未来将会积极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
关于秘鲁，２０１４年６月，秘鲁前驻华大使贡萨洛·古铁雷斯（Ｇｏｎｚａｌｏ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结束了他在中国两年半的大使生涯，被任命为秘鲁外交部部长。上任伊始，贡萨洛·古铁雷斯坚定地认为，发展对中国的关系是秘鲁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他于２０１４年７月访问中国，离他上任仅一个月不到。古铁雷斯表示：“秘鲁在商贸和金融方面都十分依赖中国，发展对中关系与发展对欧美关系一样重要。”在习近平访问巴西期间，奥扬塔·乌马拉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会晤。在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乌马拉与习近平主席特使张高丽进行会晤。当年１１月，亚太经合组织北京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分别会见了奥扬塔·乌马拉。
习近平主席在２０１３年６月对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２０１３年底至２０１４年初，两国交流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到了９月，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赴墨西哥参加中墨政府间常设委员会第六次会议。１１月，恩里克·培尼亚·涅托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此期间双方签订了《关于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纲要》，制定了《中墨政府间两国常设委员会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２０年共同行动计划》，作为引领双边关系取得具体成果的路线图。
中国与哥伦比亚之间的外事互访相对较少。２０１４年８月，应哥伦比亚邀请，中国国家主席特使、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赴哥伦比亚出席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总统（ＪｕａｎＭａｎｕｅｌＳａｎｔｏｓ）的连任就职仪式；２０１５年１月，中国外长和哥伦比亚外长在北京进行会晤。
最后谈谈厄瓜多尔。厄瓜多尔不属于太平洋联盟成员国。２０１４年１月，厄瓜多尔副总统豪尔赫·格拉斯（ＪｏｒｇｅＧｌａｓ）访华，与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会见。在习近平主席出访巴西期间，与拉斐尔·科雷亚总统（ＲａｆａｅｌＣｏｒｒｅａ）举行过会唔。
２０１５年１月，拉斐尔·科雷亚总统访问中国，并参加了中国—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峰会（ＣＥＬＡＣ－Ｃｈｉｎａ），峰会期间，两国元首发表了中国和厄瓜多尔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三）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外交休兵”的连续性
自１９４９年以来，大陆政府和台湾当局在政治统一问题上争端不断。中国大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而台湾方面，自１９７１年开始实行“弹性外交”，与“非邦交国家”发展实质性的经贸关系，不再强调政治上所谓的“正统”地位；但对于“邦交国”，则仍然坚持他们不可与大陆发展外交关系。
但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与中国台湾地区当局有“邦交”关系的国家全球仅有２３个。这其中有１２个来自拉美地区：１个是位于南美的巴拉圭，另外１１个均来自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因此，很容易理解《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政策文件》中的重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同拉美国家及地区组织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这份政策文件由中国政府在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制定，旨在进一步明确中国对拉美地区政策目标，提出今后一段时期中拉各领域合作的指导原则。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８年，民进党执掌台湾期间，其“台湾独立，另成一国”的政策，一度导致台海两岸关系异常紧张；直到２００８年，国民党领袖马英九上任后，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才趋于缓和。台湾当局的政治方针不再是谋求独立，而是转为发展经济、邮政、文化和旅游。２０１０年，两岸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２０１３年６月在上海，两岸又共同签订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之后，在中国台湾地区，这一协议引发了著名的“太阳花学运”的反对声浪，但这份后续协议并没有因此而终止。
２００７年，哥斯达黎加宣布与台湾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圣卢西亚政府宣布与台湾当局恢复“外交”关系。２００８年至今，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处于暂时搁置矛盾，对外表现出缓和的状态。但是，大陆和台湾在统一问题上的矛盾，短时间内尚难以调和。“外交休兵”，即台湾当局不再进行“金元”外交，“邦交国”不增，不强调参与联合国，不主动建交；中国大陆不再与中国台湾地区抢夺“邦交国”，响应“九二共识”基础上的“一中外交”。但是，１２个已承认台湾当局的拉美国家为台湾当局打开了外交公关渠道，这也让大陆政府无法再埋头于自身发展，被迫施行更开放的外交政策，捍卫其作为中国唯一合法主权政府的地位。
笔者认为，尽管大陆一旦与台湾当局“邦交国”进行建交就意味着打破“外交休兵”原则，但是，随着不断增长的贸易交流，以及大陆高层与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交流访问（如巴拿马、洪都拉斯、多米尼加共和国、尼加拉瓜），在不久的将来，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很有可能提出强烈意愿与中国大陆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尼加拉瓜的外交形势。尼加拉瓜在１９８５年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奥莱塔·查莫罗（ＶｉｏｌｅｔａＣｈａｍｏｒｒｏ）在１９９０年断绝与中国外交关系。现任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同中国大陆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但大陆方面出于外交休兵政策，对此提议并未作出积极回应。尽管如此，中国投资４００亿美元的尼加拉瓜洋际大运河建设项目，将为外交休兵政策结束后的中尼外交正常化开辟道路。
（四）多边平台
最近二十年来，中国政府扩展了和拉美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中国与加勒比委员会（ＣＡＲＩ－ＣＯＭ）、加勒比国家共同体（ＣＥＬＡＣ）一直保持合作关系；中国同时是太平洋联盟的观察成员国、美洲国家组织的永久性观察国、美洲国家发展银行非借贷成员国，并和南方共同体、安第斯国家委员会（ＣＡＮ）保持对话机制；但是，至今尚未和南美国家联盟、南美洲中西部一体化地区（ＺＩＣＯＳＵＲ）建立正式关系。此外，在拉美—东亚合作论坛上中国方面表示，中国将为推动东亚和拉美务实合作起到桥梁作用；中国与七十七国集团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还通过２０国集团（Ｇ２０），与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代表团进行会晤；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与智利、墨西哥、秘鲁保持密切沟通；通过金砖国家（ＢＲＩＣＳ）组织与巴西关系密切。
其中，中国与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关系越来越吸引世界的目光。中国—拉美及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联合声明称，基于２０１４年１月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拉共体第二届峰会达成的共识，正式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并尽早在北京举行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声明中重申，将通过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审议和通过的具体机制，制定《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中国与拉美五年合作计划由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利亚首次提出，当时得到了拉共体四个国家的响应，分别是哥斯达黎加、安提瓜和巴布达、厄瓜多尔、古巴。该计划由中拉双方共同构建１＋３＋６合作新框架，“１”是“一个规划”，“３”是“三个引擎”，即以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为动力，“６”是“六大领域”，即以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为合作重点，推进中拉产业对接。“合作规划”确定了今后５年中拉１３个重点合作领域和相关措施，涵盖政治与安全、贸易投资金融、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工业农业、科技创新、人文交流等方方面面。与此同时，中国还将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１００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全面启动中拉合作基金并承诺出资５０亿美元。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已于２０１５年１月８日至９日在北京成功举办，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将于２０１８年１月在智利举行。
对拉美地区来说，与中国的全方位合作是一次全新的区域性外交尝试。中国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和独特的魅力，开创了与拉美地区整体合作的新纪元，建立一套整合“两个拉美”和覆盖“三十三国”的崭新、全面、系统的合作平台和对话机制。这样的合作对话模式由中国政府首创，其覆盖面之广甚至包括了那些尚未与中国大陆建交的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国家。这是一种非常规的外交手段，搭建起一个专属于中国大陆的外交平台，向拉美地区充分展示其政治力量。中国运用其经济和政治资源，并利用拉美各地区的差异和分歧，成为了整个区域未来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
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对“拉美主义”和“泛美主义”之间的对立性有着很深的理解，从而使中国在西半球的存在更像是一个“平等的参与者”。因此，中国举办的一些西半球峰会刻意排除美国和加拿大想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中国政府考虑既兼顾拉美所有国家的立场，又不触动美国敏感神经。最后一点，从在巴西利亚和在北京中拉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透露给世界的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个新兴经济区域间的合作，而不是像西方媒体所宣传的，一个发达国家领导一个新兴经济区域。
五、作为第三个支点的美国
从中拉对话机制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官方总是把中拉关系的发展置于一个单纯的双边平台上，试图完全摆脱美国的影响。然而，美国仍是当今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在拉美地区仍具有统治地位，中拉关系的发展试图完全摆脱美国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华盛顿共识”时期，是美国霸权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随后中国崛起，其日渐强盛的大国影响力削弱了美国的霸权主义。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国际体系中的旧格局，美国在涉及中拉关系发展的问题上被迫作出妥协，中美达成了共识，“中美拉美事务磋商机制”的建立证明了这一点。该机制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交流机制，由美国国务院西半球事务局和中国外交部负责。首次对话始于２００６年４月，截至２０１３年，已举办七轮。
相比中美洲，南美洲在对外关系方面自由度较高。自２００４年起，南美洲国家允许中国涉足本地区事务，因此，在对中关系上，该地区明显强于中美洲地区国家。近几年，随着尼加拉瓜运河工程项目的建设、古巴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以及中美洲地区多个国家逐渐改善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中国也开始逐步深化在中美洲地区的经济战略。
拉美地区被美国定义为“后院”。中国在拉美的存在，是迫使奥巴马总统重启美古关系正常化对话的原因之一。此外，中国对拉美渗透不仅使得自身的外交政策更具主动性，也使得拉美各国在对美关系上手段更为丰富。有趣的是，中美联合公开了拉美事务磋商会议的内容，对相关信息的透明公开，旨在暗示拉美地区，中美之间不存在内幕交易。
笔者认为，中国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渗透是一种政治策略，其目的是为了对冲美国在亚太事务上对其造成的压力。换句话说，１０年前，双方在对自己“院子”的保护方面存在极度的失衡，美国长期对“中国的前院”（泛指亚洲东南部及东北部）地区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干预，而中国方面，在缺少拉美作为牵制的情况下一直处于被动地位。２０世纪末，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逐渐成为一个强大国家，中国通过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金融外交政策逐步扩大了其在南美洲地区的影响力，并且在解决大陆与台湾的“外交休兵”政策之后，将会渗透到中美洲地区，中美外交交锋的不平衡状态因此正在被扭转。与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渗透相比，虽然中国在拉美地区只是单纯的经济和政治渗透，其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但也确实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
因此，现在出现了一种有别于过往的新三角关系（传统的三角关系，例如美国、中国和苏联在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９２年间的关系）。这种新三角关系，类似于当今世界的一些重要三角关系，如美国、印度和中国。如果把美国、中国、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关系看作一个三角关系，其成员是一个超级强国、一个强国和一个新兴经济区域。把这三方势力放在外交关系的层面进行观察，现在仅有中美对话机制以及最近的中拉对话机制，这两个都是双边对话机制。所谓三角，就是在美国西半球事务局和中国外交部拉美司的拉美事务磋商机制下，需要构建一个美、拉、中事务磋商机制，这样三角机制才宣告完成。虽然美国和拉美地区之间一直有磋商西半球事务的传统，却没有专门针对中国事务的对话机制，换句话说，中、美、拉三角关系还缺一个角。
六、结语
中国正以一种强国的姿态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进行三个层面的交往：双边层面、多边层面、综合层面。其中，双边层面又分为：意识形态、贸易、资金、贷款、政治交流、文化。
在全球战略方面，发展好中拉关系对于中国至关重要。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强国，首先要确保东亚的稳定（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在东亚，中国受到美国及其联盟的压制，中国在其“前院”的活动受到极大的掣肘。换句话说，中国想稳定东亚以及解决一些敏感问题，比如台湾问题、南海问题、钓鱼岛争端等等，拉美是中国未来与美国博弈的重要筹码。对于拉美地区来说，在中美强权博弈中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要盲目选择阵营，应该审时度势从中获利，加快自身发展。但就目前来看，拉美与美国的关系渐行渐远，与中国则越走越近。在三角关系中各个支点相互平衡最重要，因此，除了中美两国建立拉美事务磋商机制外，拉美与美国之间也需要建立起中国事务对话机制。（本文由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蓝博译，朱伦校）
原文发表在《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2卷第3期，12-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