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比利亚美洲的汉学：试论一种整体观的建立

【墨】拉克尔·伊萨马拉·莱昂·德拉罗莎  蓝博 译  朱伦 校

摘要：伊比利亚美洲汉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开始至２０世纪末；第二个阶段则是自２１世纪开始。伊比利亚美洲新一代汉学家是伴随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特别是中国自２１世纪开始在伊比利亚美洲地区的影响而出现的。虽然伊比利亚美洲汉学在整体上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其均衡发展。汉学研究在拉美各地必须体现均衡发展，同时，还要求未来不仅要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也应研究其经济和政治。汉学在伊比利亚美洲的重要性，决定着拉美学术界要进行高度整合。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缩短伊比利亚美洲内部之间以及与中国学术界之间的距离。同时，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需要加强资料建设，建立与中国之间直接的学术联系，把自身变为有关中国各种信息的辐射源，从而推动本地区对汉学各领域开展深入的研究。

引言

本文的目标是研究汉学在伊比利亚美洲的发展和影响。时至今日，尽管在历史和文化领域，中国和伊比利亚美洲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对中国的研究仍然是伊比利亚美洲学术界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因为有两个重要因素影响到我们对中国的了解：第一个因素是语言，汉语和西班牙语的基本构成和书写方式截然不同。第二个因素是地理位置相距遥远，西班牙作为伊比利亚美洲所有国家中离中国最近的国家，与中国仍相距８７８３公里，这限制了中国、西班牙、拉美三者之间的交流。但是，这并没有限制住中国人的足迹遍布整个世界。

本文首先从各种历史因素出发，找出一系列因素确立中国研究的方向。但中心论点是分析何谓汉学，讨论它的研究范围。同时回顾汉学的概念，汉学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

在谈完汉学的概念后，我们就要追溯导致两个“不同世界”产生最初互动的一系列因素：欧洲对中国的最初认知，大部分都产生于贸易和教士活动。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强调作为劳动力输出到拉美的“苦力”移民，他们在拉美一些国家留下了一笔文化遗产，产生了一些有志于研究中国的新学者。

接下来，文章将谈到２０世纪下半叶伊比利亚美洲汉学的建立。笔者将伊比利亚美洲汉学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更恰当的说法，是把研究中国的伊比利亚美洲学者分为最近的两代人。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开始，这个阶段又分成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在拉美传播、并引起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时期。第二个时期从１９７０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标志）和邓小平改革开始。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成了国际体系中的一员，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由此，出于跟一个几近陌生的国家打交道的需要，产生了一批身兼外交使命的新的汉学家。第二个阶段则是自２１世纪开始。

本文的核心内容是接下来的第五部分，说的是２１世纪以来的汉学。最重要的是，笔者尝试重新提出一个理论框架，以使我们了解中国研究到了哪一步，该向哪个方向努力。为此，笔者借助全球化理论，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展开论述。笔者根据奥克塔维奥·伊安尼（ＯｃｔａｖｉｏＩａｎｎｉ）的全球化理论，试图找出我们应该遵循的一系列标准，重新思考怎样建立伊比利亚美洲和中国之间的学术联系，进而提出用我们西班牙语进行研究的建议，以打破利用其他中间语言进行研究的局限。

完成理论建构之后，文章将回到现实中来。在第六部分，笔者认为最近１４年伊比利亚美洲和中国各方面的许多往来极为重要，值得我们进行自我评估，以判断伊比利亚美洲对今日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是否充分理解。为撰写这一部分内容，笔者对伊比利亚美洲不同国家的学者进行了一系列问卷调查，同时利用了一些涉及中国研究的大学、研究中心论坛和网站的资料。

在结论部分，笔者对伊比利亚美洲汉学的理论方面和实际情况进行了概括，以便我们在确定研究目标时能够扬长避短。

一、汉学与中国研究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历史宏大复杂的国家（ｐａíｓ），一个具有悠久文化的国家，一个哲学思想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国家，一个语言和文字与我们的起源不一的国家，一个有自己的社会规范的国家，如此等等；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自成一格的国族（ｎａｃｉóｎ）。因此，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研究对象，研究它需要融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了解是否存在一个研究领域，可以涵盖中国研究中的每一个方面。让我们从下面的问题开始，即：什么是汉学？而中国研究又包括哪些领域？

首先，我们需要说一说“Ｓｉｎｏｌｏｇíａ”（汉学）这个单词是怎么来的。“ｓｉｎｏ”这个前缀，用来指与中国相关的事物（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２０１４）；后缀“ｌｏｇｏｓ”（学），指的是科学或一种整体认知，真实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Ｏｒｔｅｇａ，２００１，ｐáｇ．２５）。所以，我们可以简单地定义：汉学即是对中国的认知。

２０１４年，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对“汉学”一词的定义是：汉学就是对中国的各种语言和各种文化的研究。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对汉学形成一种更具体的概念，即汉学强调语言和文化方面的研究。

在汉学界内部，围绕如何定义汉学，汉学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一直存在争议。里克曼斯（ＰｉｅｒｒｅＲｙｃｋｍａｎｓ，１９８５，ｐáｇ．９７）认为，西方汉学只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数世纪建立起来的庞大汉学体系的一种注解（ｕｎｐｉｅｄｅｐáｇｉｎａ）。因此，探讨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最早导师和大师，应当都是中国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伊比利亚美洲汉学界犯有错误；就拉美汉学界来说，深受美国解读的影响，留下的烙印至今难以完全消除。

如同前文所言，“汉学”一词有其概念范围，它的研究对象限于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不过，有些学者提出应该给汉学赋予新的定义。

华金·贝尔特兰（ＪｏａｑｕíｎＢｅｌｔｒáｎ，２００６，ｐáｇ．１８）指出：对于许多专家来说，语言和文化研究是唯一可行的汉学定义；然而，还有其他一些专业学者，虽然潜心研究和认知中国的一些具体方面，但这些方面却不能包括在汉学之下。因此，面对来自其他学科热衷于“认知之学”（ｌｏｇｏｓ－ｃｏｎｏｃｉｍｉｅｎｔｏ）的新一代，汉学在坚持原来的定义时，应该重构“修辞之学”（ｌｏｇｏｓ－ｐａｌａｂｒａｓ）。

和华金·贝尔特兰一样，在地球的另一端，白杰明教授（ＧｅｒｅｍｉｅＲ．Ｂａｒｍé）也对汉学定义提出了异议。在伊比利亚美洲学术界，现强调围绕中国的一系列研究都是汉学；在澳大利亚，也是如此。因此，白杰明教授主张使用“新汉学”（ＮｕｅｖａＳｉｎｏｌｏｇíａ）这一概念。

“新汉学”与当代中国坚定地捆绑在一起，它强调中国古典语言和现代语言存在牢固的学术联系，同时对不同角度和学科的研究采取一种包容态度。新汉学追求的是重申作为目前一种研究模式的汉学，有其突出特点（Ｂａｒｍé，２００５，ｐáｇ．４）。

从上述两位学者的汉学观点，我们可以看到研究中国的方式在变化。华金·贝尔特兰的观点，呼吁人们对中国的研究方式不应限于文化和语言；而白杰明教授则强调语言的作用，但要以多学科的视野来研究。

撇开从研究方式上如何定义汉学不谈，重要的是我们要突出由于中国对世界各地的影响，汉学在世界层面上所具有的作用。汉学现在是一个全球都在发展的研究领域，伴随这一点，汉学在中国以外被视为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学科。目前，“汉学”还有其他名称，如“中国研究”（ＥｓｔｕｄｉｏｓＣｈｉ－ｎｏｓ）、汉语拼音“汉学”（ｈａｎｘｕｅ）或“国学”（ｇｕｏｘ－ｕｅ），这说明汉学需要各个研究领域的参与（Ｃａ－ｍｕｓ，２００７）。

笔者认为，“汉学”和“中国研究”应该联起手来，因为中国的文化底蕴是理解中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行为的极其重要的切入点。当然，在涉及中国的研究中，我们首先要明白语言的重要性，语言是保证不同地区初步接近的工具。

二、历史联系

“中国”（中心王国之意）之大，直到几个世纪之前才为西方所知。虽然在公元前３２７年到公元前３２５年间，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印度可视为欧亚之间的一次互动，丝绸之路的建立也带来了欧亚互动，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一系列联系，则是通过海上贸易的发展实现的。海上贸易，开启了中华帝国的新阶段。

在发展中国航海事业中，明朝的永乐皇帝（１３６０－１４２４）值得特别一提，是他谋划建造了中国船队。在这一计划中，郑和被赋予重任，负责与印度、小亚细亚、非洲之角和东南亚一些新民族建立联系。

但是，这时的世界对“中华文明”还一无所知。明代的航海壮举也只限于宣威，当时的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航海规模可与中国相比。对毗邻民族的商业和政治控制，受“天下”观的支配，这种观念认为中华帝国是正统，其他民族要俯首称臣。这种思想，又伴生了皇帝是“天子”的观念。在扬威天下的活动中，中国制定各种规划，把自己的文化带到了其他地方。为适应“对外关系”的需要，永乐皇帝在１４０７年设立“译馆”，以方便朝贡制度的运行（Ｋｅａｙ，２００９）。

传教士。西方与中国的早期接触，是通过“宗教外交使团”建立起来的。在这些使团中，有些欧洲人在１２世纪和１３世纪得以出现在蒙古人的宫廷里。不过，欧洲传教士虽然受到宫廷接见，甚至有人死在中国，如１３２８年方济各会修士约翰·德·孟德科维诺（ＪｕａｎｄｅＭｏｎｔｅｃｏｒｖｉｎｏ），但当时还没有产生汉学的清晰线索（Ｃａｍｕｓ，２００７）。

中世纪结束和重商主义出现，导致欧洲列强转向如何寻求权力。不安现状，使欧洲列强在全世界到处探险。当时，欧洲的战略思想，是建立在肩负着向其他民族传播文明和现代化的使命之上的，由此产生了“欧洲中心主义”观念。这种观念认为，高等者（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ｄａｄ）要启迪那些“原始人”，这是道义要求（Ｄｕｓｓｅｌ，２０００，ｐáｇ．４９）。于是，“世界性”在１４９２年诞生了；这一年，欧洲人的理性解放之特性，被视为拯救世界之良方，影响到政治、经济、宗教和其他各个方面，也就是“走向现代性”（Ｔｒａｎ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ｄａｄ）（Ｄｕｓｓｅｌ，２０００，ｐáｇ．５１）。。

当时的欧洲，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盛行，由此在两个“自我”（Ｅｇｏｓ）之间产生了碰撞：一方是“天子”观念下的中国中心主义（ｓｉ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ｏ），

另一方则是“现代化”观念下的欧洲中心主义（ｅｕ－ｒ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ｏ）。正因为如此，双方最初的接触别具一格。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贸易变成了打开“天下”帝国的大门，并由此开启了中西双方之间最初的文化互动。

１６世纪时，澳门是东方和西方的连接点。这时的澳门是中国沿海地区唯一的贸易港口，这使澳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黄金时代的重要中转站；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漆器，通过澳门传遍了五大洲（Ｎｇａｉ，２００６，ｐáｇ．２７）。

中国“走向现代性”的第一步，是葡萄牙人促成的。前文说到的碰撞，产生了双方对“他者”的认识与理解阶段。在欧洲人所写的有关中国的早期报告中，我们可以读到如下描述：“他们佩戴皇帝赐予的帽子和腰带，乘着金光闪闪的轿子到处巡视；仆人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一面面大旗，则象征他们的官阶。”这段文字描述的是高官，欧洲人开始称其为“大人”（ｌｏｕｔｅａｓ），从１５１１年起开始称其为“官人”（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ｅｓ）（Ｋｅａｙ，２００９，ｐáｇ．３９４）。

经过这些初步接触，双方开始有了另外一种互动。众所周知，在欧洲各国君主和教会密切协作的这一时期，殖民主义的模式通常伴随着通过传教来同化殖民地人民。由此，传教士在殖民活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澳门的重要性，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而得到加强。葡萄牙传教使团登陆中国，使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一次新高潮，它远远超过马可·波罗时期的情况（Ｎｇａｉ，２００６，ｐáｇ．２８）。这种在远东与欧洲之间建立联系的新方式，在利玛窦（ＭａｔｔｅｏＲｉｃｃｉ）身上也有充分体现。

在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早期解读中，利玛窦的作用至关重要。他是威尼斯耶稣会传教士，１５８３年在罗明坚（ＭｉｃｈｅｌｅＲｕｇｇｉｅｒｉ）陪同下到达中国，在广东肇庆建立了第一个基督教使团。利玛窦在澳门传教一段时间后，于１５９７年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领袖（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２０１４）。在此任命之前，利玛窦已到过广东地区，提高了理解当地语言的能力，加强了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存在。之后，利玛窦开始深入中国内地，目的地是北方。

１５９８年，利玛窦从南京启程前往北京。旅途中，他发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和沿路城市的繁荣。他对苏州的描述有一句话说：“苏州城到处都是古朴精致的桥梁……河水清澈见底，与威尼斯不同”（Ｋｅａｙ，２００９，ｐáｇ．４１２）。

利玛窦留下许多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编写了第一部《葡汉辞典》（耗时５年，１５８３－１５８８年）。另一部重要作品是与华裔学者杨福绵（ＰａｕｌＦｕ－Ｍｉｅｎ）合作完成的，叫《历史和语言导论》；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开始运用语音学为中国“官话”

汉语注音。但是，第一部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的字典———《平常问答词意》，是利玛窦和郭居静（ＬａｚｚａｒｏＣａｔｔａｎｅｏ）神父共同编写的。关于这类字典，还有另外两部较为重要的著作：一是丹尼埃略·巴尔托利（Ｂａｒｔｏｌｉ）编写的《欧汉词汇》，一是基歇尔（Ｋｉｒｃｈｅｒ）编写的《汉文辞典》（Ｃａｍｕｓ，２００７，ｐáｇ．４）。

这些作品，是欧洲人对中国语言的最早研究，并由此产生了以澳门葡萄牙人为主导的一块“飞地”。上述这些著作是西方人研究中国的出发点，并由此产生了第一批汉学家。

对于中国的早期解读中存在诸多错误。笔者首先要指出，在汉学发展的道路上，欧洲早期汉学家所做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人们的认知总会受到作者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

如同前文所言，利玛窦及其后来者的词典，确立了怎样解读中国的方式。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宗教在对一些概念和文本的解读中作用太大。

以《明心宝鉴》的西班牙语翻译为例，伊萨亚克·多诺索向我们指出：８０年后，同样是“多明我会”传教士的费尔南德斯·德·纳瓦雷特（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ｄｅＮａｖａｒｒｅｔｅ），发表了该书的第二个译本（１６７６年），他的翻译有意无意地给中国话语赋予某种意义（他特别关心对“中国人仪式”的争论，在这一点上，多明我会教士们一贯采取讨好迎合的态度），以使其符合基督教意义（Ｄｏｎｏｓｏ，２０１２，ｐáｇ．４７）。对照纳瓦雷特和高母羡（ＦｒａｙＪｕａｎＣｏｂｏ）的译本，我们看到二者对“恶”这个词的翻译带有明显的倾向性：高母羡把“恶”翻译为“坏”（ｅｌｍａｌ），而纳瓦雷特则将其译为“罪”（ｐｅｃａ－ｄｏ）。

如同宗教界一样，西方文学界对汉语单词也存在语音学变异。例如，在西方就把“ＫｏｎｇＺｉ”（孔子）译为“Ｃｏｎｆｕｃｉｏ”（孔夫子）。Ｃｏｎｆｕｃｉｏ的名字是ＫｏｎｇＱｉｕ（孔丘）；ＫｏｎｇＺｉ的字面翻译应当是“孔老师”（ＭａｅｓｔｒｏＫｏｎｇ）。孔夫子这个名字经语音罗马化，在西方语言中就变成了“Ｃｏｎｆｕ－ｃｉｏ”。

还有一个例子是“Ｃｈｉｎａ”（中国）这个单词的词源。现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参考语音相似，认为Ｃｈｉｎａ这个名字由第一个帝国王朝名称Ｑｉｎ（秦）演变而来［３］；第二种说法认为，西方开始把中国称为“Ｃｈｉｎａ”，是受波斯人的影响。大约在公元１５０年，使用梵语的波斯人在讲到中国时，把中国叫“Ｃｉｎａ”。在这两种说法之间，１５１６年，在葡萄牙人杜亚特·巴尔博萨办的报纸上，采取的是第一种说法（Ｂａｒｂｏｓａ，１９９２）。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尽管高母羡进行了西班牙语翻译工作，但人们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伊比利亚美洲在如何认识中国的问题上无人发声。伊比利亚美洲对中国知识的了解途径，是通过一种三角关系来实现的，这需要我们对伊比利亚美洲的汉学进行重新审视。

“三个世界”之间的联系。除了葡萄牙人在澳门与中国人发生初期交往外，我们在远东还可见到西班牙人的身影。随着时间的推移，征服世界之争扩展到东南亚。海上贸易开辟了将欧洲与非洲、印度、中国、美洲等地联系起来的道路。荷兰人、西班牙人、法兰西人和不列颠人纷纷深入到遥远的亚洲海域，在一些海岛立足，并占领了一些王国。

西班牙王室在亚洲获得的成果，是在菲律宾领土上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西班牙的业绩是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开辟了一条航路；西班牙占有美洲和亚洲殖民地，可以让它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商船队。

１５２１年，麦哲伦远征菲律宾，开始了西班牙在亚洲的殖民过程。但是，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则是在１５６５年；这一年，米格尔·洛佩斯·德·雷加斯比（ＭｉｇｕｅｌＬｏｐｅｚｄｅＬｅｇａｓｐｉ）被任命为东印度总督，总督府设在菲律宾。

从建立菲律宾这个殖民地开始，伊比利亚美洲和亚洲之间开始了新的互动方式。尽管内陆和岛屿之间相距遥远，但在多明我会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中，中国民众与传教士之间建立了联系。导致高母羡首次把中国古典名著《明心宝鉴》翻译成西班牙语（Ｏｌｌé，２００７，ｐáｇ．２７）。关于这本译著是否为高母羡所译，学界有不同看法，其中有些人认为高母羡的工作只是把范立本的版本再译成西班牙语。但不管怎么说，高母羡的贡献在于从基督教假想出发，对这本中国文献的翻译具有一种自由涵化（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ｃｉóｎｌｉｂｒｅ）的意义（Ｄｏｎｏｓｏ，２０１２，ｐáｇ．４７）。

回到西班牙出现在菲律宾的意义上来，应该强调西班牙人的第一个动机是可向中国领土渗透。这种渗透动机一直在外交与军事战略之间摇摆，并伴随着在中国沿岸进行商业活动。西班牙人的行为没有产生什么结果，这使西班牙人通过菲律宾来联系亚洲的打算大打折扣（Ｏｌｌé，２００７）。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西班牙人进行的菲律宾商业活动开始成为主导，并导致产生了一条殖民航路。到１５７２年，源源不断前往菲律宾的中国移民，加上福建的贸易活力，使诸如丝绸、小麦、金属等中国商品被带到了菲律宾。移民和商品的共同作用，催生了以族群关系为基础的商业信息网，更恰当的说法是促进了中国的商业扩散（Ｏｌｌé，２００７，ｐáｇ．３５）。

由此，“马尼拉大帆船”（ｅｌＧａｌｅóｎｄｅＭａｎｉｌａ）出现了，大大巩固了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马尼拉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拉美向亚洲出口的最重要的产品之一是白银，而西班牙各个殖民地对中国的最大需求是丝绸（Ｆｌｙｎｎ，Ｆｒｏｓｔ＆Ｌａｔｈａｍ，１９９９）。

大帆船最初是在新西班牙（即墨西哥）和菲律宾两地之间往返，进行贸易活动；后来，在１５７９年，一条大帆船受命从秘鲁卡亚俄港出发，经巴拿马前往圣诞港。由此，一条联系西班牙人控制的菲律宾、墨西哥和秘鲁各个主要港口的航路发展起来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航路开始收缩，在１５９９年仅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设为出发港。因海盗和台风袭击，这条航路充满了危险（Ｃａｒ－ｒｅｒａ，１９５９）。

“马尼拉大帆船”或曰“中国之船”（ＮａｏｄｅＣｈｉｎａ）的重要性，在于它将亚洲、美洲和欧洲三块相距遥远的大陆联系了起来；在这中间，墨西哥的作用至关重要，特别是阿卡普尔科港和维拉克鲁斯港。此外，“中国之船”还使亚洲和拉美之间开始通过移民发生了文化交流，这也很重要。由于中国贸易扩散，“中国之船”给拉美带来了第一批“中国人”。

苦力与美洲。前文我们提到过的中国贸易扩散，其中就包括苦力扩散，下面我们就谈谈１９和２０世纪来到拉美的这些中国移民。

“苦力”一词在亚洲产生时，指的是廉价劳动力。中国苦力大批移入拉美有两方面原因：鸦片战争和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废除。苦力贸易主要起始于中国南方，包括香港、澳门、广州和厦门等。在拉美地区，在第一阶段，接受中国人最多的拉美国家是古巴和秘鲁，分别为１４３，０００人和１２０，０００人（Ｓｉｍｏｎ＆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Ｍａｃｍｉｌｌｉａｎ，１９９８）。

中国苦力是以强迫方式招募来的，在半奴隶状态下劳动。苦力招募的方式可以视为一种人口买卖。苦力在华南地区受骗签上合同，被运往美洲。他们在美洲的劳动条件，与合同上的许诺完全是两码事。此外，除了奴隶制废除缺乏劳动力以外，这一时期中国人口过剩和粮食短缺，也是中国苦力大规模移入拉美的决定性因素（Ｍｏｒｉｍｏ－ｔｏ，Ａｒａｋｉ＆Ｆｒｅｉｔａｓ，２００４）。

大批中国人来到拉美后出现了一系列歧视行为。比如，不允许他们立即同化于当地，甚至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反对他们移入。

就这些苦力来说，他们的移入过程和到达拉美后的情况，对他们的后代也产生了诸多方面的影响。其中之一是，他们丢失了汉语及其各种方言；另一方面是，他们形成了一种不彻底归属所在国、同时思念着祖国的情感认同。苦力并非事事遭受排斥，他们与当地人也有文化交流，如在饮食方面和一些中国姓氏的流行。

但是，关于苦力最有意义的一点，是他们的第二代或第三代；这两代华人对研究中国很感兴趣，是他们建起了培育拉美汉学家的苗圃。

三、２０世纪研究中国的新方式

２０世纪，中国内部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变革。中国在结束帝国制度以后，历经孙中山和蒋介石的民国时期，最后建立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执政时期构建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因此，人们需要对中国从内到外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研究。

在新的民族认同理念下，毛泽东着手建立毛主义－列宁主义的模式。因这一模式的建立，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是对内实行社会改造，对外与苏联人结盟，同时对苏联模式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一些新制度的建立、二战后的国际背景和冷战的开始，让毛泽东在国内受到爱戴，在西方则受到仇视。但在西方，有一个地区赞同“毛主义”的观点，这个地区就是拉美。

对毛泽东的赞同，源于拉美各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国的崛起，他们想用中国活生生的变化来回答本国的问题。

在拉丁美洲，一些领导共产党的年轻人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许多人前往中国去体验“毛主义”的实践。这些年轻人回国后，发动了亲中国运动，还在当地开展一系列的游击战（Ｃｏｎ－ｎｅｌｌｙ，１９８３）。简而言之，这种取经活动在拉美了解中国的新方式中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思想对拉美的影响有：建立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政府，之后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支持人民战争；游击战策略；重建有关各种矛盾的理论（Ｃｏｎｎｅｌｌｙ，１９８３，ｐáｇ．２１６）。

在拉美，古巴是一块意识形态飞地；但是，古中关系是由苏联决定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苏联盟破裂后，古中关系也随之疏远。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毛泽东在拉美其他国家的影响增加了。这在许多国家产生了一些亲中国的党派，如１９６３年在厄瓜多尔，１９６４年在智利，１９６４年在秘鲁，１９６５年在玻利维亚，１９６５年在哥伦比亚（Ｃｏｎｎｅｌｌｙ，１９８３，ｐáｇ．２１５）。下面简要谈谈秘鲁、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情况。

秘鲁。毛泽东思想在拉美许多国家受到欢迎，其中就包括秘鲁。中国在１９７０年代与秘鲁建立了贸易关系，并庇护“光辉道路”（ＳｅｎｄｅｒｏＬｕ－ｍｉｎｏｓｏ）组织。该组织自称是“毛主义”左派运动，是在１９６４年从秘鲁共产党中分裂出的一个派别。

“自１９８０年秘鲁共产党发动内战以来，秘鲁至少有６９，０００人丧生”（Ｒｏｔｈｗｅｌｌ，２０１０，ｐáｇ．６）。

秘鲁左派运动是１９５９年北京为拉美共产主义者举办的一次培训班的产物。受训者在北京接受５个月培训，目的是了解“毛主义”模式，近距离感受“毛主义”的奥妙。回到秘鲁，阿维马埃尔·古兹曼（ＡｂｉｍａｅｌＧｕｚｍáｎ）和卡洛斯·德·拉里瓦（ＣａｒｌｏｓＤｅｌａＲｉｖａ）领导了左派运动，并在１９６１年共同出版了《曙光升起的地方》（ＤｏｎｄｅＮａｃｅｌａＡｕｒｏｒａ）一书，讲述他们在中国的经历。

后来，由于对毛泽东著作的理解不同，秘鲁左派运动发生了多次分裂。但是，左派有一件事促进了秘鲁和中国的接近，这就是通过圣克里斯托巴尔民族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ｄｅＳａｎＣｒｉｓｔóｂａｌｄｅＨｕａｎｍａｎｇａ）举办的“学术”交流项目。这个项目培训了１２０名支持光辉道路的乡村教师和大学教授，他们中有３０人到过中国（Ｒｏｔｈ－ｗｅｌｌ，２０１０，ｐáｇ．９）。

玻利维亚。罗斯韦尔说：“玻利维亚有自己的特点。虽然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通过与秘鲁相似的方式传到了玻利维亚，但在玻利维亚的结果却大相径庭”（Ｒｏｔｈｗｅｌｌ，２０１０，ｐáｇ．１０）。前文说到，拉美各国共产党的行动路线相同，但各国实际状况和领导人物有别，这决定了结果也不尽相同。

玻利维亚共产党的代表人物是马里奥·托雷斯·卡列哈（ＭａｒｉｏＴｏｒｒｅｓｃａｌｌｅｊａ）和赫尔曼·基罗加·加尔多（ＧｅｒｍáｎＱｕｉｒｏｇａＧａｌｄｏ），二人在１９５９年都到过中国；与秘鲁共产党人一样，他们回国后也出版了中国见闻。需要强调指出，赫尔曼·基罗加是体制内的外交官和活动家。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论断”，对玻利维亚人民影响最大；在这一论断中，中国在国际格局中举足轻重，是解放运动的榜样和领导。马里奥和赫尔曼二人在玻利维亚的名声，与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接见有关。

但是，尽管玻利维亚有自己的不同，但结果与秘鲁毫无二致，共产党分裂成了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派别，一派亲中，另一派亲苏。１９６０年代的中苏分歧，对世界共产党内部影响深刻。有些共产党称自己为毛泽东派，有的则称为苏维埃派；而那些不选边站的共产党，也在两种思想影响下分裂了。

墨西哥。墨西哥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是维森特·朗巴多·托莱达诺（ＶｉｃｅｎｔｅＬｏｍｂａｒｄｏＴｏｌｅｄａｎｏ）。墨西哥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特点是在１９５０年代上半期受维森特思想的左右。

历史上，墨西哥的共产主义运动长期与玻利维亚和秘鲁相似。１９３５年夏天，维森特和维克多·马努埃尔·维亚赛诺（ＶｉｃｔｏｒＭａｎｕｅｌＶｉｌｌａｓｅｏｒ）访问苏联，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虽然中共思想后来进入了墨西哥，但影响却不如苏共思想大。

我们应该牢记，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建党基础有别：在苏联，无产阶级是以工人阶级来体现的，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则以农民为基础。墨西哥显然受苏联影响更深，其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组织结构大多数是由劳动者工会组成的。

需要指出的是，朗巴多领导的墨西哥共产主义运动，曾提出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政府；后来出现的一些游击队组织，显然深受亲中国思想的影响（Ｒｏｔｈｗｅｌｌ，２０１０，ｐáｇ．６）。

在１９５０至１９６０年代，墨西哥认识中国的方式受毛派领导层的左右。他们在第一阶段受苏联影响，但在第二阶段，双方就疏远了。

除了当时的政治背景外，我们还要看到，促使墨西哥了解中国的因素，与中国此时的影响开始扩大有关。在毛泽东执政初期，拉美就建立了一些民间文化促进组织。

关于这一点，《今日中国》报导说：“据统计，在１９５０至１９６０年间，有１１个拉美国家建立了对华友好协会，有来自１９个拉美国家的１２００多人访问了中国。１９５２年，智利中国文化研究所（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ＣｈｉｌｅｎｏＣｈｉｎｏｄｅＣｕｌｔｕｒａ）成立，该研究所是拉美第一个对华友好非政府组织。１９５３年９月，墨西哥对华友好协会（ＳｏｃｉｅｄａｄＭｅｘｉｃａｎａｄｅＡｍｉｓｔａｄｃｏｎＣｈｉｎａ）建立。１９５３年和１９５４年，巴西－中国文化协会分别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成立。后来，在阿根廷、玻利维亚、乌拉圭、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等国家，纷纷成立了类似组织。在这些友好组织的推动下，许多拉美专家得以访问中国”（Ｓｕｎ，２０１３）。

从中国方面说，自１９６０年代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等，也开始开设与拉美相关的课程。（Ｃｏｎｅｌｌｙ＆Ｃｏｒｎｅｊｏ，１９９２，ｐáｇ．９）

１９７０年代：毛泽东时代结束和中国再出发。对世界和中国历史来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美国人到访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一个重要信号，许多国家包括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纷纷开始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随着中国开始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汉学也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在华的拉美汉学家代表们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开始对中拉关系所包含的内容进行研究。

因这样的研究，他们被称为学者－外交官一代。他们是被“赶鸭子上架”的，从１９７２年之前国际政治关注的台湾，转向对“中国是什么”、“中国要什么”进行新的解释。

这批学者－外交官有一些共同特征，如他们都毕业于美国或欧洲的大学，在他们的课程中都受过如何研究中国的训练。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西班牙派出的安赫尔·桑斯·布利斯（ｎｇｅｌＳａｎｚＢｒｉｚ）［７］和伊尼亚克·普雷希亚多·伊多埃塔（ＩａｋｉＰｒｅｃｉａｄｏＩｄｏｅｔａ）［８］，巴西派出的阿鲁伊斯尔·拿波莱奥（ＡｌｕíｓｉｏＮａｐｏｌｅｏｄｅＦｒｅｉｔａｓＲｅｇｏ），以及墨西哥派出的埃赫尼奥·安吉亚诺·罗奇（ＥｕｇｅｎｉｏＡｎｇｕｉａｎｏＲｏｃｈ）。

埃赫尼奥·安吉亚诺·罗奇是墨西哥驻华大使，他在１９８５年说过三句话：“第一，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并且在本世纪经历过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的地位和分量非同一般；第二，中国政体牢固，它将崛起成为区域和世界强国；第三，中国内部的革命性变化，已影响到世界思想领域”。

关于１９７０年代中国与拉美的相互影响，有许多文章可供参考；如墨西哥大使埃杜阿尔多·欧亨尼奥·罗尔丹·阿科斯塔在１９７９年发表的《中国与拉美》一文；系列文集可列举由弗雷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驻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在１９７８年出版的那本文集，但该文集在选题方面有许多不足，对中拉关系缺乏研究重点。

在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驻华使馆的伊尼亚克·普雷希亚多·伊多埃塔（ＩａｋｉＰｒｅｃｉａｄｏＩｄｏｅｔａ），对汉学有所贡献。但是，伊比利亚半岛汉学内部的新生力量，则是几年后出现的以佩德罗·圣希内斯·阿吉拉尔（ＰｅｄｒｏＳａｎＧｉｎéｓＡｇｕ－ｉｌａｒ）为首的团队，他在格拉纳达大学推动了对中国思想和哲学的研究课题。

１９７０年代以后的研究，为“伊比利亚美洲新汉学”（ＮｕｅｖａＳｉｎｏｌｏｇíａＩｂｅｒ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奠定了基础，其特点我们留待下文讨论。

四、全球化与中国崛起

２０世纪最后几年是中国开始走向国际舞台的新时代。邓小平理论留下的遗产，理应在２１世纪初开始结出果实。１９７０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使中国这只第三世界的“领头羊”在调整和充实自己，中国已今非昔比。

关于全球化。说到全球化，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迈克尔·维塞斯（ＭｉｃｈａｅｌＶｅｓｅｔｈ）的怀疑论，认为全球化就是“全球胡扯”（Ｇｌｏｂａｌｏ－ｎｅｙ）；第二种观点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ＪｏｓｅｐｈＥＳｔｉｇｌｉｔｚ）笔下的“经济图解”（ｅｓｑｕｅｍａ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ｏ）；第三种观点是奥克塔维奥·伊安尼（ＯｃｔａｖｉｏＩａｎｎｉ）所说的“地球村”（ａｌｄｅａｇｌｏｂａｌ）。

要理解２１世纪“新汉学”的发展，就要借助奥克塔维奥·伊安尼的全球化理论。之所以选择这一理论，是因为这一理论对２０世纪末以来世界发生的变化采取的是一种社会学视野。

尽管全球化视野着眼于超国家权力机构的产生，但有人认为全球化从维京人时代开始就发生了，维京人开辟的海上航路使他们与其他国家人民实现了“互联互通”（ｃｏｎｅｘｉóｎ）。由此推论，还有人认为移民是推动建立这种互联互通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把视线转向人性所固有的流动因素，尽管人的迁徙往往导致不同民族之间的明显对立。有鉴于此，笔者在前文说到洲际商贸和宗教使团十分重要，认为１９世纪的历次移民潮奠定了汉学的基础。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有一系列因素影响到国际互动。按照扬尼１９９８年的说法是：“今日的世界已不只是各民族、各民族社会和各民族－国家的集合体，而是处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依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都存在”。这些要素相互联系，产生出了一些新的权力中心。

因此，全球化是在世界经济、社会舞台、文化和政治影响等领域发生的各种社会现象的一种表现（ＲｅｙｅｓＧ．，２００１）。

社会建设的方式，需要从这些新现象出发。各个社会内部和相互之间存在高度整合，它在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变化中发挥着首要作用（ＲｅｙｅｓＧ．，２００１，ｐáｇ．２）。

由于社会具有的重要性，人们接受了“地球村”这个概念。所谓地球村，“是指最终形成一个主要通过电子媒介实现通信、咨询和感知的世界共同体。地球村要求人人加入不断和谐化和同质化的进程中。除了传统商品生产外，信息生产也是商品生产”（Ｉａｎｎｉ，Ｌａｓｏｃｉｅｄａｄｇｌｏｂａｌ，１９９８）。

在地球村特点的研究中，人们还创造了“文明使团”（ｍｉｓｉｏｎｅｓ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ｄｏｒａｓ）这个概念。所谓文明使团，其特点和作用就是用“西方化”去发展自己所进入的社会。这些使团要具有承担西方模式和价值传播中心的功能（Ｉａｎｎｉ，Ｌａｓｏｃｉｅｄａｄｇｌｏｂ－ａｌ，１９９８，ｐáｇ．４６）。就中国研究来说，我们应该用汉学这个概念来取代“西方”这个词。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和新汉学中，我们需要注意三个决定性的因素，它们是：１，相互交流；２，文化和社会影响；３，技术。

２１世纪：太平洋的世纪。１９８８年，邓小平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说２１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但我坚信，那时也会是拉丁美洲的世纪，我希望太平洋世纪、大西洋世纪和拉丁美洲世纪一同到来。邓小平的这番讲话，好像他知道中国通过改革将会形成这样的“宏伟蓝图”（ｅｌｍｅｇａ－Ｐｒｏｙｅｃｔｏ）。但是，我们现在面对浩瀚的太平洋，存在如何互联互通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还要回到邓小平对全球化的论证上来，他说：中拉双方的关系，可从重新调整２０世纪国际体系开始。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上个世纪发生了一系列导致世界重组的冲突，产生了非殖民化过程，通过贸易确

立了新型关系。从１６世纪到１９世纪，大西洋的作用仅是欧洲通过它征服了世界；２０世纪，美国重复这个方式，通过大西洋实现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统治。但我们今天面临的重要问题不是军事或政治挑战，而是经济问题；在这方面，太平洋已取代了大西洋。

近年来，中国与太平洋地区就是通过贸易，提升了自己的地位。今日中国发挥的作用，使其他国家都想与中国建立联系，了解中国的新动向。

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使伊比利亚美洲和其他地区都在优先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不仅是政治和经济关系，也包括学术和社会关系。

五、２１世纪的伊比利亚美洲汉学

根据前文所述，全球化已在呼唤“新汉学”的建立。中国对拉美兴趣的增加，推动了双方日益走近。在目前，我们虽然还不能指望中拉关系像中欧关系那样紧密，但我们现在可以强调的是，１９９０年代对双方来说都是重要的时间节点，正是在１９９０年代，在中国开始崛起的时候，汉学家的“苗圃”得以建立起来。

经济原因，曾经使伊比利亚美洲对中国的研究开始时只能在本地区进行。笔者说过，“新汉学”的先驱者大多数是在伊比利亚美洲以外的大学培养起来的，因此，伊比利亚美洲对中国的最早研究是通过三角关系实现的。

我们知道，社会科学内部传统上分为法国学派、德国学派、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因此，伊比利亚美洲汉学家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要克服语言障碍，直接阅读中文。从中国学术界方面说，也要付出自己的努力。因为正是在１９９０年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学派才开始巩固下来，期间，如同伊比利亚美洲的学者们一样，中国学者在境外留学的使命，就是回国效力。

对伊比利亚美洲的建议。在伊比利亚美洲，通过各国政府、大学、研究中心、民间团体和国际组织的共同支持，研究中国的基础现已建立起来。

受全球化的影响，汉学现已形成不同的研究领域；在伊比利亚美洲，汉学包括以下方面：１，经济和贸易；２，历史和考古；３，文化和艺术；４，哲学；５，语言；６，医学；７，政治学和国际关系。

在伊比利亚美洲，现在有一系列项目和研究中心，集中研究上述７个领域（见表一）。

表一：伊比利亚美洲的研究项目和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根据各大学官方网站整理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伊比利亚美洲地区，西班牙是培训班和研究机构最多的国家。西班牙的领先地位不归因于它在２０００年前就已开始研究中国，其他国家在２０００年以前也成立了一些研究中国的机构。但是，由于西班牙政府和企业界不断推动，西班牙是最早开始对中国进行分领域研究的国家。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除了大学和研究中心各自开展有关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培训班和研究项目外，伊比利亚美洲各国学者还相互联系，在国外相关国家和地区举办学术会议或论坛。下面的表格（表二），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举行学术会议、论坛和建立网站的情况。

表二：汉学研讨会和论坛

资料来源：根据研讨会和论坛网址收集整理

对比两个表格，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西班牙的汉学居于领先地位。但是，伊比利亚美洲地域广大，制约着汉学家相互间的交往和互动，网站数量不够，涉及内容单调。

伊比利亚美洲的汉学，现在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或者说存在不足：首先，缺乏一种整体观；其次，只有西班牙在汉学整体建设方面一枝独秀；最后，其他国家尚未形成合乎规范的“学派”，只有一些研究中心，这些中心虽然从事中国研究数十年，但没有进行整合。

通过观察伊比利亚美洲两大汉学网站的成员和涵盖面，可以证明笔者的上述分析。“伊比利亚美洲汉学网”（ＲｅｄＩｂｅｒ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ｄｅＳｉｎｏｌｏｇíａ）有１２个国家参与，成员有４０个。同时，“拉美和加勒比中国学术网”（ＲｅｄＡｃａｄéｍｉｃａｄｅＡｍéｒｉｃａＬａｔｉｎａｙｅｌＣａｒｉｂｅｓｏｂｒｅＣｈｉｎａ）有１３５个成员，几乎遍布整个拉美。如果对照网站上的项目数量和成员数量，可以看出我们缺乏整体观。

能让我们对“新汉学”建立整体观的手段之一，就是如何在新汉学内引入信息技术。在西班牙，现已设立硕士研究课程，可以通过虚拟校园进行国际授课，可以把一些专业汉学家联系起来参与教学平台。另一个手段是通过大学、研究中心或协会等平台，推进方便和免费获得西班牙文资料，这些单位有“亚洲之家”、“亚洲网”、“中国政治观察”、墨西哥中国研究中心（Ｃｅｃｈｉｍｅｘ）、墨西哥学院（Ｃｏｌｍｅｘ）等。这些科研机构都办有学术刊物，如“中国政治观察”主办的《解析中国：伊比利亚美洲对中国政治的分析和思考》；墨西哥学院主办的《墨西哥学院工作日志：亚洲和非洲研究》；安德烈斯·埃雷拉主办的《远方》杂志，等等。

除上述情况外，我们还可以发挥网络作者和学者的积极性，他们的网页在整个伊比利亚美洲都有重要影响。这些网页涉及的基本内容有文化、消息、博客和学术出版物，例如娜塔莉亚·多朋（ＮａｔａｌｉａＴｏｂóｎ）和圣地亚哥·比利亚（Ｓａｎｔｉａ－ｇｏＶｉｌｌａ）创立的网页“中国档案”（ＣｈｉｎａＦｉｌｅｓ）；丹尼尔·门德斯（ＤａｎｉｅｌＭｅｎｄｅｚ）创立的网页“在中国”（ＺａｉＣｈｉｎａ）；奥里奥尔·罗德里格斯（Ｏｒｉｏｌ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创立的网页“拉丁中国”（Ｃｈｉｎａｌａｔｉ），还有前文说到的“亚洲网”。

关于技术创新，著名汉学家徐里奥·里奥斯（ＸｕｌｉｏＲíｏｓ）的努力值得一提，他建立的“中国政治国际电邮论坛”（ＳｉｍｐｏｓｉｏＥｌｅｃｔｒóｎｉｃ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ｓｏｂｒｅＰｏｌíｔｉｃａＣｈｉｎａ），现正在准备第四期。

这个论坛通过汇集伊比利亚美洲汉学家和中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旨在对汉学整体观的建立作出贡献。

伊比利亚美洲的辐射源。我们前文提到的全球化理论认为，要对社会产生真正的影响，需要有辐射源。汉学领域的辐射源，就是西班牙和墨西哥两个国家。

尽管在“新时代”西班牙不是第一个建立中国研究中心的国家，但其领导地位不可置疑。从１９８９年开始，在巴塞罗那大学西恩·戈尔登（ＳｅａｎＧｏｌｄｅｎ）教授的倡议下，西班牙开始设立了许多研究中心，由此，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也就成了汉学的大本营。几年之后，马德里加入，从而巩固了马德里和巴塞罗两地的四个研究中心。

对此，安德烈斯·埃雷拉（ＡｎｄｒéｓＨｅｒｒｅｒａ）在２００７年评论说：“说到２１世纪的第二代汉学家和来自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他们都在１９８０和１９９０年代期间，在欧洲、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大学里接受过教育，他们都是格拉纳达、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汉学先驱们的第一批学生”。

西班牙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有许多学者出版了大量的汉学著作，他们是：约兰达·费尔南德斯（Ｙｏｌａｎｄａ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徐里奥·里奥斯（ＸｕｌｉｏＲíｏｓ）、马里奥·伊斯特万（ＭａｒｉｏＥｓｔｅｂａｎ）、奥古斯托·索托（ＡｕｇｕｓｔｏＳｏｔｏ）、巴勃罗·布斯特洛（ＰａｂｌｏＢｕｓｔｅｌｏ）、曼努埃尔·欧莱（ＭａｎｕｅｌＯｌｌé）、塔西亚娜·菲沙克（ＴａｃｉａｎａＦｉｓａｃ）、阿丽西亚·雷林克（ＡｌｉｃｉａＲｅｌｉｎｑｕｅ）、华金·贝尔特兰（ＪｏａｑｕíｎＢｅｌｔｒáｎ）、阿梅利亚·赛斯（ＡｍｅｌｉａＳáｉｚ），等等。但是，这些学者的著作仅限在欧洲发行，其他地区只能读到电子版。

另一个较强的辐射源是墨西哥。最近几年，墨西哥开始不断扩展关于中国研究的领域。与西班牙相比，墨成为辐射源的时间更早。但是，在墨西哥学院，很多学者更注重研究中国的传统。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倡议，墨西哥学院成立了国际研究中心，１９６４年又设立了亚非研究中心（ＣＥＡＡ）。第一批研究人员只有２５个学生，均来自墨西哥和拉美其他国家。该中心的成果，是培养了一批汉学家，其中有费罗拉·波顿（ＦｌｏｒａＢｏｔｔｏｎ）、罗默尔·科奈赫（ＲｏｍｅｒＣｏｒｎｅ－ｊｏ）和玛丽塞拉·孔内利（ＭａｒｉｓｅｌａＣｏｎｎｅｌｌｙ）。

从１９６４年到２００４年，亚非研究中心主导了墨西哥对中国的研究，方式是通过自己的研究生课程、出版物，以及与１９７６年成立的拉丁美洲亚非研究协会（ＡＬＡＤＡＡ）合作。通过该协会，一个面向拉美的网站得以建立起来，受益者包括古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阿根廷、智利和巴西。

２００４年，墨西哥建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的中心，即“墨西哥中国研究中心”。该中心设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负责人是恩里克·杜塞尔·彼特斯（ＥｎｒｉｑｕｅＤｕｓｓｅｌＰｅｔｅｒｓ）和约兰达·特拉帕卡（ＹｏｌａｎｄａＴｒáｐａｇａ）。

但是，一些学者外交官付出的努力也不能忘记，其中有埃赫尼奥·安吉亚诺·罗切（ＥｕｇｅｎｉｏＡｎｇｕｉａｎｏＲｏｃｈ）、塞尔吉奥·雷耶·洛佩斯（Ｓｅｒ－ｇｉｏＬｅｙＬóｐｅｚ）和埃赫尼奥·罗尔丹·阿科斯塔（ＥｕｇｅｎｉｏＲｏｌｄáｎＡｃｏｓｔａ）。

近年来，哈利斯科大学、新莱昂大学、韦拉克鲁斯大学、科利马大学和锡那罗亚大学，也纷纷开展了对中国和亚洲的研究。但是，汉学的中心依然在墨西哥城。

六、结语

为准备本篇论文，笔者对伊比利亚美洲不同国家的１５位汉学家进行了问卷调查，问题分三个方面，结果如下：

１．学术经历。研究中国有１－５年的学者占１４．２％，６－１０年者占４２．８％；在中国和伊比利亚美洲都受过训练者占２８．５％，只在伊比利亚美洲或只在中国受过训练者同为２８．５％；基本掌握汉语者占２８．５％，粗通汉语者和不懂汉语者分别也是２８．５％。

２．研究工作。他们偏向的研究课题是政治和国际关系、贸易和文化；有８５％的人至少与一家网站或论坛保持联系。

３．对伊比利亚美洲汉学的看法。认为伊比利亚美洲汉学存在缺陷者占５７．１％，认为在不断加强者占４２．８％；关于汉学的前景，大部分人认为专家不足，本地区不了解中国，缺少研究经费。

对比上述问卷调查的数据和本文讲到的其他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伊比利亚美洲新一代汉学家是伴随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特别是中国自２１世纪开始在伊比利亚美洲地区的影响而出现的。此外，那些正在伊比利亚美洲和中国大学就读或已毕业的专家，都是上世纪后２０年期间成立的研究或培训中心的“果实”。与此同时，伊比利亚美洲的汉学中心和学术网站与中国学界和政府合作，则提供了各种“三明治”式研究生课程，使汉学家可在双方大学里得到培养。

虽然伊比利亚美洲汉学在整体上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其均衡发展。例如，西班牙的研究力量与哥斯达黎加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只是在它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后，才开始研究中国。均衡发展还要求我们未来对中国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其语言和文化，也应研究其经济和政治。

最后要说的是，现代信息技术是缩短伊比利亚美洲内部之间，以及与中国学术界之间距离的重要工具。对中国而言，由于在北京举行双方学术交流和学术会议开支巨大，伊比利亚美洲各国政府没有这类预算，中国政府和大学可加大投入，通过技术手段消解彼此间的隔膜。

但是，导致伊比利亚美洲对中国陌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伊比利亚美洲汉学自身的暂时困境，即部分资料是通过三角关系获得的，是翻译其他学派的东西，这就难免有缺陷和局限。因此，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需要将自己转变为有关中国各种信息的辐射源。

汉学在伊比利亚美洲的重要性，决定着我们学术界要进行高度整合，推动本地区对汉学各领域开展研究。只有做好这两点，我们才有可能开始建立一种西班牙语世界的汉学观。

原文发表在《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2卷第2期，24-34页

     伊比利亚美洲的汉学_试论一种整体观的建立_拉克尔_伊萨马拉_莱昂_德拉罗莎.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