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江时学
最近十多年，随着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国学者对拉美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但是，由于不同的研究人员获取的资料不同，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对于同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力图对当前拉美研究领域中尚无定论的若干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争鸣。
一、拉美经济改革的成败得失何在？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拉美国家实施了以“四化”（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经济体制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四化”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极为相似。
在总结拉美经济改革的成效时，五花八门的看法应有尽有，差异很大。例如，美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在199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拉美经济增长率之所以不高，不是因为拉美国家实施了经济改革，而是因为外部环境不利以及经济改革的力度不大。因此，他们认为，拉美国家应该尽快深化改革。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拉美经济改革完全是一种“失败”。
在评价拉美经济改革的成效时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看法，可能是因为：第一，缺乏评判的标准。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是评判中国经济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但没有一个拉美国家的领导人或权威人士提出过评判拉美经济改革的标准。第二，在不同时期所作的评判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大部分改革措施的成效需要在较长时间后才能显现，不能以一时一事论成败。这意味着，短期内作出的评估常常是片面而不完整的。
迄今为止，拉美的经济改革进程已有20多年的时间。因此，现在对这一改革的成效进行评判，无疑在时间上更合适，得出的结论显然会更为公正和客观。
拉美经济改革之所以被视为“失败”，主要是因为评判者无视这一改革取得的以下积极成效：
第一，改革使拉美经济摆脱了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困扰，走上了复苏之路。自1990年以来，除少数年份以外，拉美经济能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多个年份的增长率在5%以上。
第二，国民经济实现了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过渡的转变。贸易壁垒的降低、对外资开放的投资领域的扩大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复兴，都使拉美经济的外向性进一步增强。
第三，宏观经济形势趋于稳定。通过改革，久治不愈的通货膨胀率问题得到了解决，财政收支实现了平衡，汇率的稳定性得到了强化。
第四，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显著增强。例如，受2007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9年拉美经济的增长率为负数，但它并没有出现当初预料的那种“崩溃”。无怪乎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2009年7月6日说：“人们都在谈论中国（的成功），但我认为拉美也是成功的。”
第五，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拉美国家的贫困率的下降能说明这一问题。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2014年8月发表的报告，在2000年至2012年期间，拉美的贫困率从 42%下降到25%。
当然，没有一种经济改革是十全十美的。拉美经济改革也有不容忽视的缺陷，其中尤为突出的是：
第一，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生产集中不断加强。此外，由于经营不善或国家停止拨款后资金周转发生困难等原因，一些国有企业在私有化后陷入了困境，最终不得不再次被国家接管或以政府的财政“援助”度日。可见，私有化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第二，市场开放导致竞争力弱小的企业陷入困境。在拉美，市场开放的过程是一个外资企业不断入侵的过程。有些民族企业在竞争中仍然能保持自己的优势，并在竞争中不断壮大自身的实力，但有些民族企业则因不敌外来竞争而陷入困境。
第三，在重新定位政府的作用的过程中曾一度忽视了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改革强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拉美国家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有些国家的政府为了实现财政平衡而减少了对文教卫生领域和公共交通领域的投资，从而使低收入阶层得不到必要的服务；有些国家的政府则将一些社会服务设施交给私人部门去管理，失去了政府在社会发展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第四，不成熟的金融自由化和过早的资本项目开放增加了金融风险。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以及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都与这些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如能借用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我们就可得出这一结论：拉美经济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而且，必须指出的是，面对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当时拉美国家面临的唯一选择就是改革。虽然这一改革存在着缺陷，但我们不能就此而认定这一改革是失败的。当然，仅仅着眼于改革的成就而无视其问题，同样是有失公允的。
二、拉美国家面临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什么？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等国际机构，在评价拉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或发展模式的业绩时，都会异口同声地得出这一结论：该地区的社会问题非常严重。
顾名思义，社会问题就是社会领域出现的问题。然而，对于拉美国家面临着哪些社会问题以及哪一个社会问题最严重等问题，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尚无公认的答案。
在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莫过于社会治安不佳。在拉美国家面临的所有社会问题中，对社会伤害最大的，也是最难解决的，同样是社会治安恶化。在有关民意测验中，民众最关切的也是这一久治不愈的社会问题。
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在2013年发表的《全球凶杀案研究报告》，凶杀案犯罪率的世界平均水平为十万分之6.2，而中美洲、加勒比和南美洲则分别为十万分之24、十万分之23和十万分之16、联合国计划署（UNDP）在2013年11月发表的《拉美地区人类发展报告》认为，每十个拉美人中有5个人认为其国家的社会治安在恶化。该报告指出，如果没有凶杀案，拉美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会上升0.5%。美洲开发银行的有关研究表明，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犯罪率都在上升，但拉美的上升速度更快。而且，由于许多受害者不愿意报案，与犯罪率有关的上述指数实际上被低估了。在许多拉美国家，私人保镖业越来越兴旺发达。哥伦比亚一公司已研制出192种不同款式的防弹衣，其中包括具有防弹功能的女用内衣内裤。
拉美国家的社会治安问题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除“小偷小摸”以外，绑架和凶杀等恶性案件频繁发生。第二，无论是穷人和富人，都是受害者。第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成为犯罪活动的受害者。
社会治安恶化的代价是巨大的。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计算，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使拉美的国民经济增长率减少了8％。如果20世纪90年代初巴西的凶杀案发案率被降到哥斯达黎加的水平（哥斯达黎加的凶杀案发案率仅相当于巴西的六分之一），那么，90年代后期巴西的人均收入会增加200美元，GDP增长率会从3.2％上升到8.4％。在美洲开发银行于2013年1月24日-25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指出，在乌拉圭，与犯罪活动相关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
拉美国家社会治安恶化的原因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一是收入分配不公。诚然，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拉美的贫困率在下降，但是贫困化问题远未得到彻底解决。而拉美的富翁却为数不少。如在2014年，拉美共有114位亿万富翁，资产总额高达4400亿美元，其中拉美首富、并曾多次雄踞世界富翁榜榜首的墨西哥人卡洛斯·斯利姆拥有720亿美元资产。
贫困化与财富集中导致拉美的收入分配极为不公。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多个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接近或超过50，其中哥伦比亚、巴西和巴拿马分别为53.5、52.7和51.9。
正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平等总是动乱的起因”。收入分配不公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贫困化既强化了拉美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反社会心理，也迫使其通过非法手段谋取生计。
二是司法腐败。司法公正是确保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而司法腐败则不仅不能维护社会正义，反而会助长邪恶。拉美的腐败问题较为严重。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曾说过：“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整个拉美，那个词不是自由，而是腐败。” 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时，许多司法人员成了犯罪分子的帮凶。
三是毒品生产和毒品走私活动猖獗。毒品卡特尔是由从事毒品生产和贩运活动的人员组成的暴力集团。他们用滚滚而来的“毒品美元”购置了精良的武器和先进的通讯设备和运输工具，并组织了一支敢于与政府的反毒力量决一死战的武装部队。除了通过制造爆炸和绑架等一系列恐怖事件来反击政府的扫毒斗争以外，它们还直接杀害那些主张以强硬手段对付毒品问题的政府官员、司法人员、新闻记者以及社会名流等要人。
三、如何评价查韦斯的“遗产”？
在1998年12月6日举行的委内瑞拉大选中，查韦斯作为“第五共和国运动”和其他一些政党组成的竞选联盟“爱国中心”推举的候选人，以56.5％的得票率当选总统。2013年3月5日，查韦斯总统与世长辞。
查韦斯总统在位十多年，使委内瑞拉的内政外交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因此，如何评价其留下的“遗产”，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为查韦斯总统的“遗产”作出以下评价：
第一，查韦斯推动了拉美左派的东山再起。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些成员流亡到巴西，给拉美带去了共产主义的“火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也给拉美送去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拉美的第一个共产党在阿根廷成立。至20世纪30年代末，拉美已有19个共产党。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国际共运走入低谷。这一外部条件使拉美各共产党面临生死考验。有的共产党内出现了否定马列主义、放弃社会主义和解散共产党的倾向，有的共产党则鼓吹回到社会民主主义立场上
查韦斯的当选是拉美左派东山再起的“前奏曲”。此后，左翼政治家先后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和乌拉圭的大选中取胜。这些国家的领土面积占拉美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人口超过拉美总人口的一半。
第二，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有利于委内瑞拉和其他拉美国家探索新的发展道路。2005年1月30日，查韦斯参加了在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他在发表演讲时说：“我越来越坚信，我们需要越来越少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我毫不怀疑超越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但我必须补充一点，即资本主义不会从内部超越自己。资本主义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超越。超越资本主义强权的道路在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平等和正义。”这是查韦斯第一次较为明确地表明他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爱憎分明的立场。
同年5月1日，查韦斯领导的“第五共和国运动”在首都加拉加斯组织了一次规模庞大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在这次集会上查韦斯说：“要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达到我们的目标是不可能的，要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也是不可能的。我现在请求全体委内瑞拉人民在新世纪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必须为21世纪建立新的社会主义。”这是查韦斯总统首次公开使用“21世纪社会主义”的提法。
应该指出的是，除了在会议中或电视上提到“21世纪社会主义”以外，查韦斯并未对这一概念的内涵提出详尽而深刻的阐述。因此，“21世纪社会主义”充其量仅仅是查韦斯的一个政治口号而已。但这一口号的提出也充分说明，委内瑞拉有意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尽管其前景尚不明朗。
第三，查韦斯的民众主义政策改善了低收入阶层的生活状况。查韦斯总统的政治权力基础在于低收入阶层，因此，他上台后不久就实施了多个扶贫计划，其中包括开设面向穷人的特价商店，向失业者提供各种就业机会，在穷人区建造学校和医院，等等。在古巴的帮助下，委内瑞拉的许多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已基本解决了缺医少药和上学难的问题。其结果是，委内瑞拉的文盲率和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第四，国家的作用显著增强。查韦斯上台后，发誓要降低外国公司在委内瑞拉石油工业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委内瑞拉人民获得石油价格上升带来的好处”。为此，查韦斯政府提高了外国公司与委内瑞拉政府在石油收入的分成比例，并要求外国公司将一部分股权转让给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此外，查韦斯还在其他领域实施了国有化，从而有力地强化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这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是大相径庭的。
第五，委内瑞拉的国际知名度和国际地位得到了提高。查韦斯曾不顾美国的禁令，长途跋涉，到巴格达会见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他称古巴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为“慈父”，并以很低的价格向古巴出口石油；他敢于在联合国讲坛上骂布什总统为“魔鬼”，并号召委内瑞拉民兵用当年印第安人对付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毒箭来回击敢于入侵的“美国佬”；在查韦斯当政期间，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多次访问委内瑞拉。此外，查韦斯还以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为“后盾”，建立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对古巴、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等国提供了大量援助。
第六，查韦斯总统彻底改变了委内瑞拉国内政治的格局和“游戏规则”。20世纪中叶委内瑞拉实现民主化后，其政治舞台基本上由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把持。尤其在基督教社会党赢得1968年12月的大选后，委内瑞拉进入了一个由两党轮流执政的时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甚至被视为南美洲国家中的“民主的榜样”。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约翰·马茨认为，1958年推翻希门尼斯的独裁统治后，委内瑞拉奉行的以政党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一直是拉美最有活力和最具竞争力的制度。
这样一种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固然使委内瑞拉的民主化得以在一个体制化的框架内延续，但是，“两党政治”限制了民众和其他政治力量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空间，也使两党在腐败等问题上相互包庇。因此，查韦斯领导的政治力量进入委内瑞拉国内政治舞台后，委内瑞拉国内政治的格局和“游戏规则”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通过修改宪法和发表行政命令，查韦斯有力地巩固了他的执政地位。当然，查韦斯的反对派及美国认为查韦斯是一个反民主的“独裁者”。
第七，经济问题成堆。查韦斯总统治理经济的能力较差。因此，在他当作期间，委内瑞拉遇到了以下严重的经济问题：（1）对石油工业的依赖性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强化。其结果是，每当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下跌时，委内瑞拉获得的出口收入就会减少，经济增长的动力就减弱；（2）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国有化以及其他一些政策打击了国内外投资者的积极性，导致石油工业、制造业和农业等部门的再生产能力得不到提高；（3）长期实施三种汇率制度，极大地扭曲了市场机制。
这些经济问题对民众的危害性体现在商品供应短缺和通货膨胀压力得不到控制。委内瑞拉人消费的基本食品（如玉米、大米、糖、牛奶、牛肉、鸡肉和菜豆等）都不能自给自足。为购买这些食品和其他消费品，消费者不得不在商店开门之前排着长长的队伍。
四、为什么不能全盘否定民众主义？
最近十几年，随着拉美左派的东山再起，民众主义再次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民众主义的定义是宽泛的。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我们可以为其作出以下四种相互关联的界定：首先，民众主义是一种政治学说、政治思潮或政治理论。它认为，在精英政治统治之下，民众的地位十分低下，无法参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进程。由此可见，这一学说将“精英”与民众视为对立的两种政治力量。其次，民众主义是一种政治工具。国家领导人动员民众参与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进程的目的之一就是获取民众的支持，并将其视为维系执政地位的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国家领导人必须具备足够的个人魅力。因此，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常被视为“克里斯玛”（ charisma）型政治家。第三，民众主义也是一种执政理念，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拉美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就是以这一理念管理国家的。第四，民众主义也是一种具有收入再分配性质的经济政策。政府为夯实群众基础或得到更多的民众的拥护，常用国家的资金来增加最低工资，提供价格补贴，创造就业机会，有时甚至直接向低收入阶层提供免费的食品、牛奶、公共交通和他们的子女需要的校服和课本等社会福利。
在拉美，民众主义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的起步，工人阶级的队伍开始扩大，工人的参政意思不断强化。一些政治家在竞选总统时积极挖掘这一巨大的“票仓”，当选总统后为其提供多种多样的社会福利，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许多拉美国家的军人越来越有力而频繁地干预政治，直至通过军事政变的方式获取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军政府统治时期，民主化进程受到摧残，政党和工会组织的大量活动被定性为“非法”，民众主义终于陷入极大的困境。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拉美国家的军人还政于民，军政府被文人政治家领导的民主政府取而代之。拉美大陆上出现了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
拉美左派的东山再起改变了拉美政治舞台上的力量对比。由于左派政治家较为关注社会公正，主张政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保障，并将这一部分选民视为自己的政治基础，因此，拉美左派力量的不断壮大为民众主义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动力。这能说明为什么查韦斯总统和卢拉总统等国家领导人常被称作民众主义者，并能深得低收入阶层的支持。
然而，在西方学者和媒体的笔下，民众主义常被视为阻碍拉美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科特·韦兰在其题为“为什么拉美的民主在减少”的文章中写道，民众主义是一些政治家获取和操纵国家权力的战略，而这一战略与多元主义、公开的辩论和公平的竞争固有的民主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他还指出，民众主义者赖以生存的是其个人的魅力，而非宪法确定的制衡，因而损害了避免滥用权力和寻求政治霸权的制度保障。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一篇文章认为，“拉美的民众主义者像墨索里尼，而不是像马克思。……民众主义者将贫困归咎于腐败、寡头或石油和矿业部门的跨国公司。这一指责在投票箱中收效显著，但这样的诊断是不正确的。国家的发展取决于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制度。且不论民众主义者取得了多少成就，他们正在把拉美引入死胡同。”
上述评价忽视了民众主义的积极意义，因而具有显而易见的片面性。
首先，民众主义破除了拉美政治中的“精英政治”。作为拉美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众主义有利于扩大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也有利于强化拉美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因此，真正的民众主义不是反民主的。
其次，民众主义有利于减少拉美社会中的不公正。众所周知，拉美社会中的不公正是较为严重的。信奉民众主义政策的政府为扶持弱势群体而为其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社会福利，因此，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这样的行为是值得鼓励和赞赏的。事实表明，卢拉政府实施的“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为推动巴西的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贬低这样的民众主义政策是极为错误的。
当然，一些拉美国家的政府在实施民众主义政策时忽视了财政平衡，最终使宏观经济平衡面临巨大的压力。这当然是不足取的。这一情况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的拉美极为普遍，在最近的十多年同样存在。
五、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
最近几年，中拉关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任何一种双边关系都不会是最好，只能是永无止境地追求更好。换言之，中拉关系同样面临着如何实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难题。
2014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在访问拉美期间提出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拉关系的“五位一体”新格局和“1+3+6”合作新框架。“五位一体”是指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以及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1+3+6”合作新框架中的“1”是“一个规划”，即以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制定《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3”是“三大引擎”，即以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为动力，推动中拉务实合作全面发展，力争实现10年内中拉贸易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力争实现10年内对拉美投资存量达到2500亿美元，推动扩大双边贸易本币结算和本币互换；“6”是“六大领域”，即以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为合作重点，推进中拉产业对接。
为了使上述宏伟的目标成为现实，中拉双方都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就拉美国家而言，以下3个当务之急尤为重要：
首先，拉美国家必须摒弃“中国威胁论”和“恐惧中国论”。令人遗憾的是，随着中拉关系的发展，“中国威胁论”和“恐惧中国论”却在拉美不断蔓延和扩散，以至于“中国帝国主义”（el imperialismo chino）这一词汇不时出现在拉美的媒体上。有些拉美人担心，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因此明天的中国与拉美的关系会成为昨天的美国与拉美的关系。还有人甚至认为，在拉美上空，中国国旗上的5颗星早已开始取代美国国旗上的50颗星。
其次，拉美国家必须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拉美国家一直在抱怨中国重贸易而轻投资。事实上，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为形式的“走出去”早已成为中国的国策。一方面，需要中国投资的国家遍及全世界，拉美难以成为中国企业唯一“青睐”的投资场所；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选择投资场所时既要考虑到投资的目的，也要考虑到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而拉美国家的投资环境显然有待进一步改善。从法律体系到社会治安状况，从廉洁程度到工会组织的“战斗性”，从基础设施到政府的诚信度，拉美国家都应该作出巨大的努力，以提升其对中国投资的吸引力。
第三，拉美国家不应该通过反倾销等手段来限制中国商品进入拉美。面对竞争力较强的中国商品，许多拉美国家为保护本国市场而实施反倾销。其结果是，拉美与欧盟已成为对中国商品实施反倾销最多的2个地区。拉美国家应该懂得，在全球化时代，保护本国市场的最佳手段是提升本国商品的竞争力。
当然，为了进一步提升中拉关系，中国也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1）鼓励企业在进入拉美后要积极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尊重当地法律、保护生态环境和确立诚信；（2）进一步加大对拉美的宣传，以遏制“中国威胁论”和“恐惧中国论”的蔓延；（3）最大限度地向拉美出口产品开放市场，以应对长期存在的贸易失衡；（4）提防东道国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等领域的各种风险。
原文发表在《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1卷第3期，91-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