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伦比亚的兴衰与拉美一体化

发布者:伊比利亚美洲研究中心发布时间:2018-02-13浏览次数:180


江苏师范大学外国学院西班牙系 蓝博


要:大哥伦比亚的建立是拉美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事件,但因政治冲突、战后糟糕的经济状况、内部各地区地位差异以及军人领袖的政治图谋而分裂。在1830年后,派斯、莫纳加斯古斯曼等早期的分裂主义者,出于对玻利瓦尔主义思想的敬意以及他们的个人目的,提出了重建大哥伦比亚的想法,其中还包括在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掀起的、由“玻利瓦尔主义者”莫斯克拉直接授意的重建大哥伦比亚的思潮。分析大哥伦比亚的兴衰以及拉美在一体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能为解决当今拉美一体化所遭遇的困境提供重要启示。

  

拉美一体化思想最早出现于独立战争时期,当时的政治精英主张把小国家整合为大国。其中,大哥伦比亚的建立就是典型案例。大哥伦比亚包括现在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时称“新格拉纳达”)和厄瓜多尔(时称“基多”)。从1819年到1861年,大哥伦比亚历经建立、分裂、再试图重建,到最终成为三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nartion-state),其中的分分合合,给世人留下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大哥伦比亚的兴衰存亡已成为历史,但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我们了解拉美一体化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对于我们把握拉美一体化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未来趋势,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大哥伦比亚的建立


大哥伦比亚的建立,有其客观原因和主观愿望。首先,就客观原因来说,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拥有共同的殖民地历史。在西班牙殖民时期,现今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原称格拉纳达,当时包括巴拿马)和基多地区先后被纳入新格拉纳达总督区管辖,使得三个地区拥有了共同的行政管理、经济生活和地域归属感。在整个殖民统治时期,西班牙王室先后在美洲殖民地设立四大总督区:新西班牙总督区(1535年)、秘鲁总督区(1542年)、新格拉纳达总督区(1718年)及拉普拉塔总督区(1776年)。其中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基多同属新格拉纳达总督区,辖区以行政中心波哥大为核心,从东北方位的加拉加斯至西南方位的基多,“三点一线”地连通了太平洋与大西洋。16世纪后期,随着殖民地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该辖区的三个地区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农业,以基多地区为代表。在印第安人传统农业的基础上,生产宗主国所规定的农业产品。第二类是矿业,以哥伦比亚为代表。从1541年起,西班牙殖民者开始在该地区大肆开采金矿(例如安蒂奥基亚金矿)。第三类是商业,以委内瑞拉地区为代表。因为该地区拥有辖区重要的内河航道及毗邻大西洋,是新格拉纳达总督区金矿、农牧产品等运往欧洲的重要出海港口。可以说,殖民地时期政治和经济的互补互联奠定了三个地区联合的基础。

第二点是拥有相近的人文背景。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基多,在西班牙殖民前主要是美洲四大土著文化之一的奇布查文化影响区,到殖民时代末期,其居民主体是土著人与西班牙人的混血,文化上则是西班牙因素居主导地位。奇布查文明是以其集大成者奇布查人命名的,在西班牙殖民者入侵之前,奇布查人主要分布在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基多地区,因此,在奇布查文化的影响下,三个地区的民众有着非常相似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西班牙殖民者的到来,中断了奇布查文明的独立发展史,并在当地传播了西班牙语言文化。西班牙殖民者还与土著人通婚,形成了兼具两者特点的混血人,他们是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主力军。

上述两点客观因素,使大哥伦比亚的建立有了可能性。但是,政治联合是人的思想与活动,大哥伦比亚的建立也是如此。其中,后来被誉为“南美解放者”的玻利瓦尔,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一点,可从两个方面得到证明。

首先,玻利瓦尔贡献了自己的统一思想。19世纪初,拉美各地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如火如荼,虽然各地有相互支援、声援乃至联合作战的行动,但普遍是把地方利益放在首位,思想上是仿照欧洲的“民族-国家”模式建立各自的民族-国家。唯有玻利瓦尔独树一帜,提出了区域整合的思想。1815年9月6日,玻利瓦尔在著名的《牙买加来信》中提出了以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为核心建立大哥伦比亚的设想,他在信中说:“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如能达成协议,组成一个中央共和国,他们将联合在一起,首都可能在马拉开波,或者是在两国交界处的美丽的翁达湾港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城市……这个国家将称作哥伦比亚,以表示我们对这个半球发现者哥伦布的敬意和感激。”玻利瓦尔的统一思想,不是欧洲人的“小国寡民”的思想,而是北美英属殖民地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联合思想。因此,当人们现在追溯拉美地区一体化的思想起源时,一致认同玻利瓦尔是先驱。

玻利瓦尔不仅提供了大哥伦比亚统一的思想资源,而且还领导了大哥伦比亚的建立。1819年5月,玻利瓦尔率领爱国军从安戈斯图拉挥师东进,进入新格拉纳达,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6月22日,玻利瓦尔抵达安第斯山附近的德雷波镇梅塔一带,与桑坦德的军队会师。7月初,玻利瓦尔和桑坦德翻越安第斯山脉,打败了西班牙军队,并于8月5日占领了通哈。8月7日,玻利瓦尔和桑坦德在波哥大的博亚卡河桥边,与西班牙军队展开决战,这就是著名的“博亚卡战役”。经过2小时的激战,西班牙军队大败,莫里略等1600人被俘。新格拉纳达总督闻讯后逃离波哥大。8月10日,玻利瓦尔率领爱国军进入波哥大。博亚卡战役的胜利标志着新格拉纳达获得解放。1819年12月17日,在安戈斯图拉召开全国大会,宣布成立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将波哥大定为首都。共和国由原新格拉纳达总督区的领地组成,分三大行政区: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基多。


二、大哥伦比亚的解体


大哥伦比亚从1819年至1830年只存在了十一年。1831年11月10日,大哥伦比亚即宣告解体,形成厄瓜多尔、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三国。其具体的解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是政治冲突。从大哥伦比亚建立伊始,委内瑞拉地区一直都是分裂的隐患,波哥大政府的政令很难在该地区得以推行,并最终导致大哥伦比亚的解体。

回顾历史,委内瑞拉是大哥伦比亚国内最早萌生君主制想法的地区。这一点,从1826年3月玻利瓦尔写给派斯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信中玻利瓦尔拒绝了某些人要他称帝的建议:“哥伦比亚不是法国,我也不是拿破仑,也根本不想成为拿破仑。我也不想效仿凯撒,更不想效仿伊图尔维德。我觉得这类榜样跟我的荣誉不相容……我很坦率地告诉您,这个计划不论对您、对我、还是对国家都不合适。”虽然玻利瓦尔尽全力维持着大哥伦比亚的统一,但是,以何塞·安东尼奥·派斯(José Antonio Páez Herrera)为首的委内瑞拉地方分裂主义者通过操控地方媒体,不断引导当地民众抵制大哥伦比亚宪法,贯彻地方政府的意志,控制地方选举。到了1826年前后,以派斯为首的委内瑞拉地方分裂势力与以桑坦德为首的波哥大政府的冲突全面爆发。

双方的首次冲突发生在1825年,冲突的原因是波哥大政府指控委内瑞拉籍上校莱昂纳多·英凡特参与谋杀,并对其判处死刑。但是,委内瑞拉地区最高司法长官米格·佩亚拒绝执行波哥大政府的判决,他也因此被国会暂停职务一年。委内瑞拉地区政府公开声援自己的同胞,并指责国会不公。从这时起,委内瑞拉地方对于波哥大中央不满的声音愈发强烈,甚至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要脱离大哥伦比亚。实际上,玻利瓦尔推进南美大陆联合的设想和努力在拉美各地都遭遇到很大阻力,例如,巴拿马政府内部曾就加入大哥伦比亚的议题爆发过激烈的争吵,甚至危及该国政治稳定。巴拿马实际上一直游离于大哥伦比亚之外,并在外部势力支持下最终脱离了后来的哥伦比亚。

第二是经济恶化。西班牙殖民地政府撤离时卷走了大部分财富,大哥伦比亚建立伊始就面临国库空虚的困境。但是,玻利瓦尔为了完成自己解放整个南美大陆的理想,建国后继续选择挥师南下讨伐西班牙殖民者,这导致本就岌岌可危的经济体系快速走向崩溃。大哥伦比亚建国后的几年间,国内资金既无法满足军队征战的开支,也没有能力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玻利瓦尔曾因此被迫向英国人写信求援。连年战争不仅耗尽了大哥伦比亚有限的财力,而且彻底摧毁了大哥伦比亚的经济体系。

1838年4月25日,解体后的新格拉纳达、委内瑞拉、基多三国的代表在新格拉纳达首都波哥大签署协议,分担大哥伦比亚所欠的债务:哥伦比亚承担50%;委内瑞拉承担28.5%;厄瓜多尔为21.2。总金额高达一亿零三百三十万九千八百(103,398,000)比索。

第三是三国地位不平等。在殖民地时期,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所组成的新格拉纳达总督区内部地形复杂多变,道路坎坷,交通状况非常糟糕。殖民地政府为了加强管理,不得不在波哥大之外设立了加拉加斯(委内瑞拉)和基多(厄瓜多尔)地方政府(都督区和检审法院辖区),受新格拉纳达总督区节制。这种地位区别,在大哥伦比亚建立后并未得以除。哥伦比亚的区位优势,使其忽略了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的边缘性感受,直接影响到大哥伦比亚凝聚力的形成。其结果就是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的分裂主义有增无消。例如厄瓜多尔,繁重的兵役和赋税让其不堪忍受,在中央政府基本没有任何话语权,国内民众极度不满。因此,当大哥伦比亚解体时,民众都如释重负地欢呼,而不是惋惜。

第四是军人势力尾大不掉。拉美独立运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批劳苦功高的军人,他们后来形成为拉美社会特有的阶层———Caudillo(难以确切翻译,大意为“豪强”)。拉美独立之初,这些军人大都是大权在握,只要危及其自身利益,他们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造反。在大哥伦比亚存在期间,像派斯、帕迪利亚、乌达内塔等军人,都垮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重要势力。

1825年底,桑坦德政府宣布弹劾委内瑞拉行政长官派斯,而派斯在取得地方政党支持的情况下,拒绝执行波哥大国会的弹劾令,双方形成对峙。这一事件引起委内瑞拉人的强烈不满,也加快了大哥伦比亚分裂的步伐。1826年4月,著名的“科西亚塔”事件爆发,虽然随后玻利瓦尔返回国内阻止了分裂,并下令赦免了事件负责人派斯。但是从此以后,委内瑞拉地区的分裂运动愈演愈烈。1829年12月,委内瑞拉单方面宣布脱离大哥伦比亚,自成独立的国家。1830年初,玻利瓦尔辞去大哥伦比亚总统职务,希望借此消除分裂危机,维护国家统一。但玻利瓦尔的努力最终仍是徒劳无功。同年,派斯宣布委内瑞拉正式脱离大哥伦比亚,在首都巴伦西亚组建新国会,自任临时总统。“科西亚塔”事件后,哥伦比亚籍军人帕迪利亚也萌生独立的想法。当时玻利瓦尔派和桑坦德派之间分歧日益严重,两派摩擦不断,帕迪利亚采取了左右逢源的方法,游走于两派之间并从中获益。他一面向玻利瓦尔表示衷心,一面不断给桑坦德写信示好。1826年,帕迪利亚在取得玻利瓦尔的信任后,说服了卡塔赫纳地区政党支持其组建议会,他同时给桑坦德去信,并在信中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新议会的职能是贯彻中央政府的政令。1828年,帕迪利亚与卡塔赫纳地区的驻军长官委内瑞拉籍军人蒙迪亚决裂,拒绝签署支持玻利瓦尔反对桑坦德的声明,并煽动民众闹事迫使蒙迪亚从该地区撤军,帕迪利亚本人则取代了蒙迪亚的位置,自任地区行政长官。虽然随后在玻利瓦尔的干预下,帕迪利亚因分裂罪被捕入狱,但是桑坦德政府拒绝对其判刑。同年的奥卡尼亚国民大会上,玻利瓦尔再次要求议会对帕迪利亚判刑,但是遭到了桑坦德为首的联邦派的强力阻拦,两派爆发正面冲突。

以上,我们谈到大哥伦比亚解体的四点原因,但这些原因背后的深层次因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国际学术界认为,“民族-国家”有原生和新生之分,二者的情况不同:前者主要是自然形成的,后者则主要是后天建构的。但无论是自然形成的抑或后天建构的,它的基本特征是一样的,这就是作为民族-国家,它包括人民、领土和政府三要素。而在这三要素中,人民则是核心问题。因此,西方民族主义古典理论认为凡“人民”都可成为“民族”,继而建立“国家”。这种“一个人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观念产生于西欧,但对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很大影响。西欧各族人民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西罗马帝国解体算起也有千年以上),但大哥伦比亚的殖民历史只有短短300年,且都在同一个宗主国统治之下,各族人民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而各自的内部整合也没有完成;在此情况下,在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前后,围绕大哥伦比亚的建立与存续一直存在统分之争,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是当年导致大哥伦比亚分裂的主要人物,后来也曾试图重建大哥伦比亚。


三、重建大哥伦比亚的努力


大哥伦比亚解体后不久,新格拉纳达、委内瑞拉、基多三个国家的政治精英陆续生出了重建大哥伦比亚的想法,这其中主要分为两派:早期分裂主义派和玻利瓦尔主义派。

分裂主义派分裂主义派主要是指在1830年之前参与分裂大哥伦比亚的军人领袖们,其主要代表有派斯、乌达内塔和莫纳加斯等。该群体产生重建大哥伦比亚的想法主要基于两点:第一,出于对以玻利瓦尔思想为基础的大哥伦比亚宪法的钦佩;第二,出于个人的政治目的。

1830年后,一部分分裂主义者突然改弦更张,这其中最早思及恢复大哥伦比亚的分裂主义者是派斯和乌达内塔这两位大哥伦比亚分裂活动的军人领袖。派斯的自传中提到:“流放玻利瓦尔虽然是个艰难决定,但是驱逐他却是阻止内战最好的手段。然而,脱离哥伦比亚对委内瑞拉的统一没有任何帮助,如今的委内瑞拉正在变成一个四分五裂的农村国家……从1831年开始,乌达内塔将军就不断向我提及委厄两国重建立哥伦比亚的可能,我认为是可行的。我们对此也达成了一些共识,新哥伦比亚将以联邦形式出现,而不是合并为一个国家。”这是大哥伦比亚自1830年解体后,分裂主义者群体首次表达重建的思想。

在派斯和乌达内塔之后,何塞·塔德奥·莫纳加斯(下文皆称大莫纳加斯)也萌生重建大哥伦比亚的想法。此前莫纳加斯兄弟(还有弟弟何塞·格雷戈里奥·莫纳加斯,下文皆称小莫纳加斯)是委内瑞拉脱离哥伦比亚的坚定支持者之一。派斯自传中提到:“何塞·塔德奥·莫纳加斯,民族独立战争的英雄。在巴塞罗那平原上他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他对人民的忠诚毋庸置疑。他曾在巴塞罗那地区为祖国摆脱哥伦比亚摇旗呐喊,但让我意外的是,1月15号那天,他却主张重建哥伦比亚。”大莫纳加斯的这一想法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委内瑞拉国会的政治精英们认为,如果重建大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将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社会将会丧失稳定性和完整性。旧宪法不仅会损害委内瑞拉人民的权益,还会对教会特权、军队造成威胁。

大莫纳加斯从一个分裂主义者突然转为重建大哥伦比亚的急先锋,并对大哥伦比亚宪法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也让他备受质疑和指责。有人认为他是个人权力欲膨胀,因其从来不是一个喜欢与人分享权力的人。然而,1834年,大莫纳加斯给派斯去信,向其陈述了自己重建大哥伦比亚的动机。大莫纳加斯在信中说到,一个以大多数人利益为核心的法律是最适合人民的,自己的本意仅是为民着想罢了。

1856年,大莫纳加斯与弟弟小莫纳加斯通信,他向弟弟再次提及了重建大哥伦比亚的想法。大莫纳加斯写道:“……尽管旧宪法让哥伦比亚陷入分裂,但我不认为分裂是某个人或是某个事物所造成的,这不是局部的过失,这是时代的命运,命中注定共和国无法继续走下去……许多的原因让我对旧宪法怀有感情,它着实让我钦佩。”但是,小莫纳加斯在回信中却表达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哥伦比亚是在新格拉纳达总督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似的人文背景和反殖民战争让我们曾经团结在一起,但是我认为旧宪法存在着先天不足:它无法公平地实现三国人民的自由意志。我只看到,格拉纳达人的意志实现了,波哥大政府从来不会待我们的人民如他们自己的一般友好。我厌恶格拉纳达人,他们不仅虚伪而且非常狡猾,而我们的人民是如此地诚实和善良。比起他们,我国拥有更多的人口、更多的财富、更先进的工业和更强大的生产力。我拒绝再次向格拉纳达人卑躬屈膝。”为了彻底打消兄长重建大哥伦比亚的念头,小莫纳加斯又连去好几封书信,并在信中称大哥伦比亚宪法是一条“短裙”,他认为从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委内瑞拉的宪法应该要穿“长一点的裙子”。

这场兄弟间的政治信念之争,实质上是独立的民族-国家思想和大联邦一体化思想之争。小莫纳加斯在信中反复强调了“委内瑞拉人”和“哥伦比亚人”这一字眼,刻意将两地居民设定为不同的民族,以寻求自治和独立。这是因为,独立战争已经结束,玻利瓦尔倡导的各民族联合反殖民统治的思想和危机意识逐渐消退,各民族地方利益的冲突俨然成为了一体化最大的障碍所在。

从历史的轨迹来看,无疑是弟弟小莫纳加斯占了上风。最终,大莫纳加斯打消了重建大哥伦比亚的念头,并着手改革委内瑞拉宪法,在民族-国家的道路上一去不返。

厄瓜多尔国内也曾有分裂主义者对重建大哥伦比亚产生过想法,他们曾派代表到波哥大,意图重建西蒙·玻利瓦尔创建的伟大共和国,但最终都没有成功。除了受到上文提及的政治和经济等客观因素的干扰外,厄瓜多尔人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正如鲁马索·冈萨雷斯所说:“基多这个名称与其说是指一个城市,不如说是指一个土著民族。”

玻利瓦尔主义派1830年后,一部分玻利瓦尔主义者也提出重建大哥伦比亚的可能并为此付出了努力。其中的核心人物是安东尼奥·莱奥卡迪奥·古曼(下文皆称古斯曼)和托马斯·西普里诺·德·莫斯克拉(下文皆称莫斯克拉),前者在早期是鲜明的分裂主义者,后期受影响转变为大哥伦比亚的重建者,并通过其广泛的政治影响力、厚实的文字功底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在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国内掀起了重建大哥伦比亚的思潮。

古斯曼是著名的政治家、新闻记者、自由党的创始人,还是后来担任委内瑞拉总统的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下文皆称古斯曼·布兰科,1870-1889)的父亲,父子俩分别是不同时期委内瑞拉政坛举足轻重的人

物。拉美独立战争时期,古斯曼被其父亲送往西班牙,并在伊比利亚半岛受到了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这为他日后的政治思想埋下了种子。古斯曼于1823年回到祖国委内瑞拉。1825年,他创办了第一份报纸《阿尔戈斯》他本人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针对桑坦德领导的波哥大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借此俘获了众多玻利瓦尔派读者的心。1825年10月,他受派斯的委托给“解放者”玻利瓦尔写信劝说其实行君主制,并亲自前往秘鲁试图说服玻利瓦尔改革大哥伦比亚宪法,但实行君主制的想法遭到玻利瓦尔的拒绝。1830年初,古斯曼公开发表声明,支持派斯组建独立政府,脱离大哥伦比亚,同年7月,他被派斯任命为新政府的高级官员。1839年,派斯任命古斯曼为其外交助理,但该任命因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无果而终。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早期的古斯曼虽然是玻利瓦尔的拥护者,但同时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分裂主义者。

1858年,莫纳加斯兄弟倒台后,古斯曼被继任者胡里安·卡斯特罗(1858年至1859年在位)驱逐出境。古斯曼在国外流浪将近6年,期间委内瑞拉国内爆发了“联邦战争”。同时期,新格拉纳达也燃起革命烈火,参考拉蒙·迪亚斯·桑切斯所述:“和委内瑞拉一样,新格拉纳达也因联邦主义陷入了斗争,争斗的双方也是自由派和保守派。”

在新格拉纳达,古斯曼遇到了时任新格拉纳达高查省的州长莫斯克拉将军。在莫斯克拉的影响下,古斯曼从一个分裂主义者转变为大哥伦比亚重建的旗帜性人物,两人共同谋划以委内瑞拉与新格拉纳达为基础重建大哥伦比亚。纵观莫斯克拉一生,不难看出,他是玻利瓦尔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他于1814年加入玻利瓦尔的爱国军,1824年因战功晋升上校并担任玻利瓦尔的副官和秘书,1828年被任命为考卡区监政官和驻军司令,期间公开声明支持玻利瓦尔担任独裁者。不难推测,作为玻利瓦尔忠实的拥护者,在莫斯克拉的内心深处,一直有着“重建大哥伦比亚的梦想”。

1860年初,莫斯克拉与人联手,发动军事政变,宣布成立新政府,1861年7月,莫斯克拉的军队占领波哥大,其出任临时总统。他在第一时间向大众公开了他内心深处的理想:重建大哥伦比亚。与此同时他宣布,将组建一个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人民共同的国家,新国家的使命是为两地人民的自由而斗争。

值得一提的是,莫斯克拉执政后,古斯曼在他的授意下创办了刊物《哥伦比亚人》,这份报纸目的仅此一个:传播重建大哥伦比亚的思想。《哥伦比亚人》创刊当天,古斯曼发表声明:“这份刊物的名字,名字背后的意义,以及独特的新闻内容,注定它所代表的不是单体诉求,而是新格拉纳达、委内瑞拉、厄瓜多尔三国人民的共同诉求。‘哥伦比亚’这个名字如今已鲜为人知,但是我藉此告诉大家,这个伟大的名字已经存在了30年了,我们决不会玷污它的神圣。刊物旨在传播玻利瓦尔的伟大思想,我们将永不欺瞒、诚实守信地刊登真正代表自由思想的文章。”

古斯曼文笔出众,他通过报纸向公众细致地描述了大哥伦比亚的繁荣与成就,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古斯曼对大哥伦比亚的描述极具感染力,共和国往昔繁华的景象通过其文字清晰地浮现在民众眼前。迪亚斯·桑切斯对此评论道:“《哥伦比亚人》不遗余力地给公众描述哥伦比亚,共和国的每一个细节都如此清晰可见,唯一的目的就是告诉民众哥伦比亚重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这仍无法打消委内瑞拉的疑虑,委内瑞拉人总是不禁在怀疑,这是不是格拉纳达人的阴谋。”

然而,古斯曼重建大哥伦比亚的努力和思想却遭到了儿子古斯曼·布兰科的反对。1861年2月,古斯曼·布兰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您试图把生养我们的祖国从世界地图中抹去,为此您已经作出很大的努力与牺牲,我相信历史也许会铭记您的功勋。您经历过独立战争,曾经亲眼目睹哥伦比亚的样子,也曾亲耳听过‘解放者’玻利瓦尔的演讲。但是,我想告诉您的是,您眼前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对哥伦比亚的留恋我能够理解,但是我完全不赞同重建。您把30年前的哥伦比亚当作是祖国,而我只深爱我唯一的祖国———委内瑞拉。祖国就如同母亲,是独一无二的,我绝对不会接受除了委内瑞拉之外的祖国在。”从信件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儿子对于父亲重建大哥伦比亚的行动和思想十分不满并加以排斥。

但是,上述两派重建大哥伦比亚的构想和努力,最终都没有变为现实,原因何在呢?我们知道,重建者主要是一些政治精英,他们的构想与民众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在独立战争期间,精英们可以一呼百应,是因为民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与反殖民统治密切相关;而现在,大哥伦比亚重建与否与自己的利益关系不大,地方观念和地方利益对他们更为实际。而这种地方观念和地方利益,恰是包括新格拉纳达总督区在内的西班牙语美洲裂变为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的基础。


四、结语


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是玻利瓦尔主义的政治理想和实验,但由于超越当时当地的条件而最终没有实现。如果说在建立初期,政治冲突、经济状况恶化、三国地位差异以及军人谋反,是导致大哥伦比亚最后解体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1830年后重建努力的失败,则主要归因于三地民众及其政治精英在通向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誓不回头的迅跑。弟弟莫纳加斯反对哥哥,儿子古斯曼·布兰科反对父亲,唯一的解释是政治理念不同,弟弟和儿子表了当时的潮流,即把建立民族-国家放在首位。但与此同时,连当初分裂大哥伦比亚的主要人物如派斯等,后来却试图重建大哥伦比亚,则从侧面反映了玻利瓦尔主义思想的光辉,它一直照耀着拉美各族人民迈向一体化之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欧洲兴起的经济一体化思潮的影响,拉丁美洲也开始了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一体化的进程。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拉美一体化进程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始于60年代初期,众多地区性一体化组织纷纷涌现,其中主要代表有:拉美一体化协会(前身是拉美自由贸易协会,成立于1960年)、中美洲共同市场(1962)、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1968年成立,最叫加勒比自由贸易会)、安第斯集团(也称安第斯条约组织,成立于1969年)、拉普拉塔河流域组织(南方共同市场的前身,成立于1969年)等;第二次高潮发生在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大潮席卷全球,在此背景下,拉美地区对早期的一体化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所谓“开放的地区主义”的新理论,并重组旧有一体化组织,推行对外开放式的地区一体化,这也使得拉美一体化进程重新焕发了活力,步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其中的代表有: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由原来的中美洲国家组织和中美洲共同市场重组而成,1993年成立)、加勒比国家联盟(1994)、安第斯国家共同体(由安第斯集团重组而成,成立于1996年)、南方共同市场(1991年成立,1995年正式运行)、南美洲国家联盟(2004年宣告成立南美洲国家共同体,2007年改名为南美洲国家联盟)、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前身为2004年创立的“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2009年更名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2010)、太平洋联盟(2011)等。

拉美一体化进程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拉美的经济环境,各国经济持续增长,不仅摆脱了对美国的依赖,还通过相互合作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但如今拉美的一体化仍面临种种困境。卡洛斯·马拉默德说:“拉美一体化陷入困境归结于三点:过度的民族主义、过度形式化和缺少领导国。”

拉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从来不乏超越国家实体的倡议和一体化组织出现,但其一体化程度和收效却不尽人意。笔者认为,马拉默德所说的三点原因,第一点至为重要,它在大哥伦比亚的解体中就是根本性的因素。什么是过度的民族主义?就拉美来说,就是难以打破民族-国家边界的民族保护主义。拉美一体化与欧洲一体化几乎同步,但欧洲形成了统一的组织———欧洲联盟,并且拆除了国家边界壁垒,建立了统一货币,人员自由流动等等;而拉美各族人民之间的共性比欧洲各族人民大得多,至少操同一语言,同信天主教,没有欧洲各国那样深刻的历史恩怨,应该更有理由走向一体化。但现实是,拉美没有统一的一体化组织,而是分为许多区域组织,并且看不到各国在消除国家壁垒上有什么进一步的措施。

针对西班牙语美洲的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玻利瓦尔曾提出“美洲人”的概念,他认为,“新世界有共同的起源、共同的语言、相同的习惯和宗教”,基于此,所有美洲大陆人都应是同一个民族。玻利瓦尔的“大陆性民族主义”思想,是否能被重新挖掘出来,成为突破拉美地方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的思想武器,值得我们继续研究。

  

原文发表在《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2卷第4期,21-27页

    大哥伦比亚的兴衰与拉美一体化_蓝博.pdf